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对日谋略、政策、策略，史学界作了很多研究，披露了很多史实，基本上清楚了。但如果仔细考察，仍有不明朗之处。这是当时的政治现实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国民党当局有意造成的。从历史事实和留下的资料来看，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重要领导人的文件、讲话等讲了很多关于“抗战建国”的正确的积极的道理和政策，但又有终止抗战的意图，和日本进行媾和的秘密接触，有时接近于正式的和谈。这两种情况有时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运作的。如何把矛盾交织而又同出一源的混乱状况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貌是困难的。对国民党决策集团来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前景：一个是“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取得完全的胜利；另一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战，与日本妥协，维持一个暂时相安的局面，以便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随着中日战争战况的变动和日本侵华政策的某些变动，国内政治状况的演变与国际关系的变化，国民党决策集团虽然以抗战为主，但又往往游移于上述两个方面之间。这种状况直到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转入反攻为止。后一种意图在全国处在抗日高潮的情况下，国民党是难以作为一种主张或政策正式公布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但是，既有谋和的意图，事实上中日双方有时又有媾和的接触，如果真的实现了，在舆论界、国民大众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会发生大的政治震动，引发强烈的反对，然而又不能不有所透露。这样一来，用含糊的语言、混乱的概念和逻辑、暗示的手法，宣传它的谋和意图和政策，就成了可供选择的办法。因此，从混乱不清、模糊不定的宣传语言中窥见蒋介石集团的真实意图是十分必要的，甚至这类文章比正面宣传的文章有更大的真实性。 一、蒋介石的对日原则与策略 就当时的世界大势而言。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末，英、法、德、意四国举行慕尼黑会议，于9月30日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致使德国于1939年3月14日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从这时开始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而1939年更是变化的关键。在这期间，主宰世界的国家大肆合纵连横并用、阴谋阳谋兼施，造成了波诡云谲的世界形势。对纳粹德国，英、法的政策是使祸水东泛，苏联的政策则是使祸水西流。而德国是西进还是东进要看各种情况而定。这种国际形势，经过一段阴霾混沌的时间，由不明朗到比较明朗，国际阵线由不确定到比较确定。这是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 中日战争也处在这种国际形势之中。到1938年秋后，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和中国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基本上停止了战略进攻，战略速决的目的没有达到。此时中国仍有着很大的抗战实力，但也无力战胜日本，中日战争出现了长期化的态势。这种战局的变化，中共说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则称战争转入“第二时期”。日本是南进还是北进，是联德还是和美，成为大费周折的事。日本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和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和行动，不能不和如何“处理中国事变”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正深陷在对华战争的泥潭之中。 在战略进攻不得不停止的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不能不重新考虑战争的前景问题，用什么政略策略使中国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至少是保存、最好是扩大在战争中取得的利益；同时又能主动地应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这时一个关系战争全局的事件就是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了本年1月16日第一次对华声明中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推倒国民政府的政策，宣布：“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主要是除掉蒋介石。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声称“日本只要求中国做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战局的变化和日方的这种表示与采取的某些行动，不能不对抗战中的国民党集团产生影响。 关于蒋介石集团的对日谋略、战略、政策，要一直追溯到“九一八”事变，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地把握。1932年1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蒋介石授意、邵元冲执笔的题为《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①，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对日政策方针作了阐述。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长篇讲话，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也正是在此篇讲话中，在“抵御外侮”的题目下，反复讲了“三天亡国”论。这表现了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的复杂奥秘之处。1934年秋，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文表达了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和政略政策以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蒋介石在这时确定后来的战略政略和政策，虽然经过重大的事变，如“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在某些时候有所动摇和偏离，轻重缓急时有变动，但基本上是一直坚持着的。这对我们考察蒋介石本人以及民国政权的历史、国共关系的历史等都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