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1928年设立的。在中共的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设立到1940年2月宣布结束工作，历时12年。这期间，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以瞿秋白、王明、王稼祥、任弼时为主要负责人的四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第一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成员于1930年回国后，4月，经协商，中共中央组成新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主要成员于1931年11月到达莫斯科。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参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参与领导东北抗战，促进东北抗战形势的转变和发展 从1933年初开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抗战逐步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由于始终坚持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转入中央苏区。这以后，党成立上海中央局，领导国统区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而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坚持东北抗战，加强党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上海中央局，参与到领导东北抗战的斗争中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党组织关系建立之初，东北形势的发展已经鲜明地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随着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首先在东北地区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使得地区性斗争策略的调整有了现实的客观条件。1932年底，共产国际开始注意到东北形势的特殊性，并酝酿对指导东北斗争的策略方针作出局部调整。1932年8月至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针对中国东北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完全侵占的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形势判断上应把东北地区与关内区别开来，明确指出东北党组织的“特殊任务”应该是“开展游击运动，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政府的捐税和命令、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口号”①。10月，共产国际有关方面代表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形势表明，必须向中农、小手工业者等等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些让步应该有助于建立我们领导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② 显然，在依然坚持国家苏维埃化和推翻国民党政权总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对中国东北革命斗争的指导，在策略上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策略的灵活性在推动东北抗战上的重大意义。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总的政治和策略任务已经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所确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执行这些任务。③ 1932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提交关于东北形势和相关政策的评价报告，并于11月28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就东北形势作主题发言。代表团的这个报告，是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的成果。报告在调整东北抗战策略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对后来东北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报告明确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反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并批评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报告指出：“我们现在应该实行的策略方针，那就是在满洲建立广泛的反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最初我们对满洲政权的性质也没有足够的认识，那时我们提出了在满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根据这一点，提出了我们过去在华南和华中提出的口号，即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一策略。报告强调，对于这个新的策略，满洲和其他党组织内还存在着在满洲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倾向。一些党组织中还把满洲的游击运动看做是反革命性质的运动。报告认为，我们要同右的和“左”的倾向进行斗争，要同妨碍党在满洲游击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第二，报告客观地分析东北抗战形势和党组织状况，明确提出了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加强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的要求。报告指出，在满洲的抗日运动规模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至今在其中还不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对合法斗争和各类反日游击队依然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这表明，我们落后于形势。要改变党在东北抗战中的被动局面，就需要加强党的群众工作，针对不同的群众，提出不同的口号和要求，努力把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结合起来。报告提出，要利用已有的经验来具体确定满洲工人群众的要求；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义勇军、“红枪会”；要通过群众组织，通过工会、共青团和抗日团体来动员失业者和有工作者，培训他们组成游击队，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吸引过来，通过真正广泛的工作来建立统一战线。 第三，报告在初步总结东北抗战低落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组织必须真正掌握抗日斗争的领导权问题。报告指出，我们的党组织不仅在自己的游击运动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在其他游击部队中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因此，现在满洲的游击运动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改变这种状况，在现阶段，首先应该解决领导权问题。掌握抗日斗争的领导权，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应该把广泛发展满洲的游击运动和把满洲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提到更高的水平。④ 这个报告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和肯定。正在这个报告精神的基础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分别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前者是针对全国抗战形势而提出的主张，后者是针对东北这个特殊地区的抗日斗争需要而提出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