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据，仍是一个有待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过去，人们多侧重于从当时社会的落后与黑暗的角度寻找答案，这固然十分必要，但这种分析不能全面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更不能深刻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进步价值。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是民族危机、乡村危机、社会全面危机的结果，而且还与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步紧密相连。本文就专门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新质因素的日益壮大与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即从社会现代化因素与革命运动的互动关系中，寻求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根据。 一、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增长 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论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不仅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通过和平或暴力等途径发生政权更迭，而且表现为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并导致社会诸领域的巨变。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发生的前提不是落后的社会所能具备的，必须有新质的生产方式及依托于先进生产方式的阶级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其思想觉悟的提高为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日益尖锐的矛盾。① 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既存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日益尖锐的冲突，真正的革命难以发生。经济发展的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制约着革命的斗争的性质②；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还决定着革命能否实现新旧社会制度更替使命的完成。“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对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③ 寻求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不能只盯着社会落后的层面，而是重在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受阻从而产生的与旧的生产关系的冲突。因此，分析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源，绝不能仅从乡村危机中去寻找，还应该从现代化的视野，考察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发展及其受阻如何推动革命不断展开，并规定着革命的任务和性质，且最终为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及腐朽政权的统治，存在着向下沉沦的趋势，但社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现代化因素呈日益扩散之势。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与转型，表现为近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既有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进步，还有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阶级阶层发生分化，新式教育亦不断发展，新思想观念日益扩散，进而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一切变化汇聚为变革社会的先进力量，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准备着条件。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 近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主要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从资本构成上看，包括外国资本、国家资本和民族私人资本三部分，它们作为新质的生产力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革命的角度考察，外国在华资本主要凭借特权和自身的优势剥削中国人民，而国家资本和大官僚资本比较腐朽，所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看，只有中国民族私人资本既采用先进的机器生产，同时又有与之相适应的相对先进的管理制度，故本文将其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作重点考察，探讨其发展的状况及内在要求。 近代中国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可谓先天不足，发展过程中又处于后天失调的困境，但总的来看，它在坎坷发展中呈逐渐壮大之势。受辛亥革命运动的推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1912年至1922年近代民族私人资本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投资工商业的丰厚回报，吸引着更多的有钱人投资建厂，以至不少军阀官僚都踊跃投资设厂。在外资卷土重来而市场购买力没有多少增长的情况下，1923年至1925年民族资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危机。但在国民革命中，由于抵制日货、倡用国货运动的推动，使得1925年下半年的市场状况有所改善，1926年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逐步发展。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万元。就创办企业的数量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这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的一倍以上。④ 从发展速度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间，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增长率降至4.82％，官僚资本更降至3.44％，惟民族资本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为11.90％。⑤ 1927年至1932年的6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本处于发展之中，尽管也有一些行业和厂家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困难。随后的三年，中国民族资本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及中国乡村危机的影响而陷入严重的发展困境。由于中国民族企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企业家队伍的成熟，民族工业在逆境中仍有部分行业和企业继续取得了一些进步。从1935年底开始，由于币制改革等因素的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恢复，1936年至1937年重新走向较快发展的轨道。从资本投资上看，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投资总量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5年的16年间，民族资本工矿交通业的投资由27936.3万元增加为93228.9万元，平均每年增加4080.8万元，年平均递增率为7.82％。应当说这种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⑥ 但好景不长，这一初步繁荣发展的势头很快为日本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民族资本企业更多地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甚至走向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