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3;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4-0107-04 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自诞生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断对其进行研究。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热点人物之一，《海国图志》又是他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重要标志，因此，举凡涉及魏源的论文、专著无不提及《海国图志》，此著作在后人眼中于魏源之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部重要著作，虽然研究者众多，仍然有一些细微之处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有误解之处。 对《海国图志》有所了解的学者都知道，这部著作曾有始刊于1842年的50卷本（道光壬寅刊木活字本）、继刊于1847年的60卷本（道光丁未仲夏古微堂镌板）、再刊于1852年的100卷本（咸丰壬子古微堂重刊本）三种内容不断增改的版本。毋庸置疑，从1842年到1852年十年中，《海国图志》的卷数增加了一倍，其内容之修改、材料之增加随处可见。但是集中表现《海国图志》精神的《筹海篇》，除了基于语句通顺、表达准确之目的而做的几处文字删改外，几乎没有其它的改动，然而，这一事实却长期被学界所误解，有些学者认为魏源在50卷本之后的修改中，也多次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他们的依据是广东近代著名学者陈澧的《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①。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长期掌教于广东著名学府学海堂和菊坡精舍，因其读书处曰“东塾”，学者称之为东塾先生②。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来粤之前，陈澧曾作有《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一文，据此，朱维铮先生认为，“他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也是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③陈澧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只刊出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他在文中详细讨论了他认为的《筹海篇》的不足之处。道光丁未(1847)60卷本《海国图志》刊出的那一年，魏源来粤，陈澧曾出示此文与之探讨。因此，包括《清史列传》在内的一些撰述便认定，魏源后来根据陈澧的意见，屡次修改《海国图志》（具体说应是《筹海篇》—笔者注）。 据笔者所见，有下列著述、论文采用了这一观点。 《清史列传·陈澧传》中称“邵阳魏源著《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澧论辨之。后源至粤，见而大悦，遂与订交并改其书。”④ 李柏荣先生在《魏源师友记》之陈澧条下，所述几与《清史列传》相同：“吾邵魏默深著《海国图志》初成，中有可议者。澧论辨之后，默深至粤，见而大悦，遂与订交并改其书。”⑤ 汪宗衍先生所撰《陈东塾（澧）先生年谱》也认为：“魏源（默深）来粤（1849—笔者注），先生以旧作《书〈海国图志〉后》所说质之，源大悦，遂订交，并屡改其书焉。”⑥ 台湾学者王家俭先生在其《魏源年谱》中有两处提到：“陈氏于先生之说毁誉参半，其论虽多可议之处，然以其说理之深刻明透，态度之谦虚坦诚，实有足多者，故先生后亦虚心受善，而屡改其说焉。”⑦“先生有岭南之游（1847—笔者注）。……又尝与陈澧论学，纵谈《禹贡》，意颇相得。陈氏以昔日与张南山论《海国图志》之文见示，先生读而大悦，遂与订交，其后并依陈氏之意而屡改其书。”⑧ 黄丽镛先生在其同名作《魏源年谱》中也称：“魏源游岭南（1847—笔者注），……访陈澧，陈澧论《海国图志》之是非，魏源大悦，并据之屡改其书。”⑨ 洪九来先生在《有关〈海国图志〉的版本流变问题》一文中也持与上述诸家相同看法，认为魏源在1848年下半年，按捺不住亲眼目睹夷人夷事的心情，乘隙做了历时半年之久的南游。此次南行，魏源的动机有二，其中之一便是拜访了陈澧、张维屏等人，向他们虚心请教，纠正了《海国图志》旧本中不少疏漏之处⑩。 以上著述或论文对魏源根据陈澧的意见对《海国图志》屡做修改一说，都持肯定态度，唯一的不同是在魏源与陈澧见面的时间上有出入。王家俭与黄丽镛两先生认为魏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广州见到陈澧，而汪宗衍先生在《陈东塾(澧)先生年谱》中称魏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来粤，洪九来先生持魏源于道光二十八年下半年(1848)南游的看法。魏源来粤时间的不同，无碍于研究者们见解上的相同，问题在于魏源是否据陈澧的意见修改了《海国图志》？笔者带着这一疑问翻阅了与魏源及《海国图志》有关的原始资料，经过对比研究发现，事实上魏源没有根据陈澧的建议对《海国图志》屡做修改，主要根据可从两方面谈起。 首先，上述六种著述的观点所依据的史料都是陈澧本人所作的《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史料来源。为了弄清史实真相，我们有必要对陈澧的原文进行仔细考察。 陈澧原文较长，后来的研究者主要依据的是文章最后一段文字：“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即《书〈梅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笔者注）。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11)从陈澧文章的整体叙述风格来看，似乎这一段与文章其它部分不是同一时间所作，《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应作于魏源来粤之前，而最后一段从语意上判断，应是补于魏源离粤之后。王家俭、黄丽镛两先生所著同名作《魏源年谱》，均持魏源于1847年游粤、具体月份不详的观点。黄书道魏源此次南行历时半年，是年冬已回到南京(12)。同年，魏源刊出60卷本《海国图志》，此60卷本的改订与陈澧有关系吗？似乎没有。笔者曾查阅国家图书馆藏60卷本《海国图志》，最早的版本为道光丁未仲夏古微堂镌板，道光丁未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此可以断定，60卷本的刻印不应迟于1847年夏。换言之，魏源即使在此前已见过陈澧，似乎也不可能急匆匆进行修改后又赶着刻印出版，时间上不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