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在五礼中属吉礼。唐宋以后，礼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作用逐渐仪式化，甚至成为具文，但祭祀之礼，却由于其独特的象征意义，能够赋予君主统治以合法性，从而使朝代的延续具有看似合理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因为尊祖敬宗观念的持续作用，家族的形成和团结也依赖于各式各样的祭祀活动加以突出，所以能够万木萧萧，一支独秀，古语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此或可得一回应。 太庙祭祀在祭礼中地位极为重要。由于皇帝的独尊地位和天之元子的身份，太庙并不等同于皇帝的一家之庙，而成为国统所系，皇帝个人的世族谱系由此往往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其世次先后自然不可有半分差错。在所谓帝系中，太祖地位的确定尤其重要，而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宋代的争论也最为激烈。神宗熙宁年间以僖祖为太庙始祖，以取代太祖的地位，以致此后百余年内，礼仪之争，形如聚讼，但一直到绍熙五年(1194)之前，僖祖在太庙中的始祖地位并未改变。然而在这短短的一年中，风生水起，形式骤变。孝宗驾崩不久，光宗禅位，宁宗登基，政治上的巨大变动，赋予了这场看似简单的经学争论以特殊的涵义。其间牵涉颇多，倘能追本溯源，细作探究，或许对了解宋代政治有所裨益。 一 定制与变法 绍熙五年(1194)六月戊戌，孝宗崩。孝宗之疾，起自正月，绵历半岁，终于不治。这半年中，尽管宰执近臣屡屡劝谏，甚至不惜引裾闯宫，但光宗执意不回，未尝一临重华宫探视问疾。甚至在得知孝宗驾崩消息之后，仍百般推诿，以致国丧无主，人心惶惶。又手诏八字，言有退位之意，遂有七月甲子内禅之事。当时宰相留正畏事离位，全赖赵汝愚勇于任事，妥为安置，才未生大变。 随后，因孝宗袝庙又引发太庙始祖之争。参与者既多在朝名臣，博学大儒，讨论之事又历时百年，多涉旧事，而最终的结局却又出人意料的戛然而止，就使这场争论看起来不仅重要，而且复杂。 当时诸贤讨论时无不回顾旧史成制，以资说明。这种方法，即在今日，也可借鉴。 有宋一代，太庙之兴，始于太祖。建隆元年(960)，有司请立宗庙，诏下其议。兵部尚书张昭等折中三代以来礼制，而以隋唐以来仅立四庙之制为合乎时宜： 七庙之制，隋文但立高、曾、祖、祢四庙而已。唐因立亲庙，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为折中。伏请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庙室。 判太常寺窦俨据此上四代庙号，分别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① 真宗咸平元年(998)，经礼官集议，以太祖、太宗兄弟一世，昭穆相同，合祭时，太祖、太宗同位异座，真宗于太祖仍称孝子。仁宗康定元年(1040)，直秘阁赵希言建议将僖、顺二祖从太庙迁出，同判太常寺宋祁援引王肃天子七庙之说，② 认为“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应便立祧庙。”③ 至嘉祐四年(1059)，仁宗欲亲行祫祭之礼④，礼部尚书王举正等议： 大祫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东向之位。本朝太祖实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虚东向。魏、晋以来，亦用此礼。今亲享之盛，谓宜如旧为便。 诏恭依。⑤ 可见，至仁宗时基本仍是沿循旧制，即使在祫祭时仍虚始祖之位。嘉祐八年三月(1063)，仁宗崩，祔庙而太庙七室皆满，礼院请增置一室，修奉太庙使蔡襄上八室图，为十八间。⑥ 观文殿学士孙抃等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盖先朝稽用古礼而著之于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袝庙，伏请增一室为八室，以备天子事七世之礼。”诏从之。⑦ 卢士宗、司马光则坚持西晋以来的成例，以为僖祖神主应迁出太庙，并虚东向之位，以待太祖： 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尽则毁，示有终也。自汉以来，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盖以太祖未正东向之位，故止祀一昭一穆，若太祖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今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皇帝袝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太庙更不需添展一室。 孙抃对司马光的看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应变礼从时，不可拘泥古制，“僖祖虽非始封之君，要为立庙之始祖，”既然太祖、太宗兄弟一世，庙数未过七世，便不应毁庙。结果孙抃的意见被采纳，僖祖之位得以保留，⑧ 太庙遂有八室，也为后来的争论留下了伏笔。 治平四年(1067)，英宗将袝庙，太常礼院请以神主袝第八室，祧藏僖祖神主于西夹室。自仁宗而上，以此递迁。翰林承旨张方平等议：“同堂八室，庙制已定，僖祖当祧，合于典礼。”遂祧僖祖，并罢其讳及忌日。⑨ 可以看出，此时僖祖的始祖地位并未确立，天子七庙而虚太祖东向之位的故事仍得到遵循。 熙宁五年(1072)，再议此事，情况便大不相同，王安石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次议论，并非因皇帝驾崩，须议袝庙之礼，而与各人的政治、学术主张密切相关。安石“不主祧迁之说”，故使中书门下上言，其中心在于本朝世次自僖祖而定，倘若毁庙下祧，则“非所以顺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义”。随后，安石又使元绛、王益柔、陈绎、曾布、许将、张琥上议，大意并无二致，仍以僖祖的地位当比殷周之契、稷，应为本朝始祖，并以其庙为太祖之庙。 翰林学士韩维依据隋唐五代以来重视功、德的故事，认为僖祖并没有像契、稷那样的卓然功业，不可为太庙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