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西藏的综合体史书的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

作 者:
孙林 

作者简介:
孙林,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孙林(1963-),男,汉族,安徽阜南县人,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2004级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史学、西藏宗教文化。

原文出处:
西藏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在元明时期,社会在较长时期保持稳定,学术研究也得到发展,产生了一批篇幅长大,内容充实且著述形式多有创新的史学著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布敦佛教史大宝藏论》、《蔡巴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新红史》等,这些史书在结构上具有共同的特征,就是内容不拘于常式,王统、教法、世系、传记统统加以包容,是为一类大型综合体史书。到了明朝后期,这种著述体裁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藏族史学史的一个著述传统,在写作手法、谋篇布局、运笔修饰等方面都具其特色,对于后世的史学著述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是,这些史学著作还展现了作者们所拥有的史学观、年代学等理论素养和著述实践上的突出成就,是为我们研究藏族史学的宝贵素材。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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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8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738(2006)01-0043-07

      一、布敦·仁钦珠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以及作者的纵向世界史观

      布敦·仁钦珠(1290——1364年),藏历第五饶迥金虎年出生于后藏莫布霞,少年聪颖,出家为僧,为噶举派大译师卓浦的再传弟子。不过布敦并不满足一家之学,他还曾广泛游历各地,学习和深入钻研了西藏各派的教法和经典,对于萨迦派、嘎当派的理论也颇有研究,因其善于博闻强记、论辩圆通、修学兼优、无所不知,因而被人们冠以“一切遍知者”的美誉。布敦在年轻时就扬名全藏区,很快受到在日喀则东南的夏鲁地方的封建领主的注意,被邀请到此地主持夏鲁寺,布敦在夏鲁寺设坛讲法、著书立说,很快使夏鲁寺名气大振,他所传之教法后被其弟子和其他人称为夏鲁派,他本人也成为夏鲁派的奠基人。布敦生前著述丰富,其文集有26函,论著计有200多种,内容广泛,五明之学皆有涉及。《佛教史大宝藏论》完成于公元1322年(第五饶迥水狗年),当时布敦仅33岁。该书完成后不久,他又应蔡巴万户贡嘎多吉之邀请,为蔡巴辑录的《甘珠尔》校订目录,由于布敦熟悉各类藏文文献,因而其所编目录两部(《蔡巴目录》与《语宝目录》)在当时较为完善,为世人称赞。

      《佛教史大宝藏论》在内容编排上,据作者自己的分类,共有四卷:

      第一卷 讲说与听闻之理

      第二卷 总说佛法出现于世的情况

      第三卷 正法传到西藏的情况

      第四卷 佛教法典分类目录

      不过,布敦在该书的“序言”中又认为本书包括了如下四个“总纲”:

      第一总纲 明闻、说正法的功德

      第二总纲 明所闻、说之法

      第三总纲 如何闻、说及修学法

      第四总纲 所修之法如何而来的情况

      前三个总纲基本与第一卷一致,第四总纲与后三卷相一致。

      从总体来看,本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佛教理论、教法、重要名词术语的介绍和解释,这些是构成第一卷的主要部分;第二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以及后来在西藏的传播,其叙述方式与一般宗教史没有特别之处,主要围绕佛陀释迦摩尼的生平、创立佛教等重大事件来叙述,佛陀的十二功行自然是作者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在叙述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时,作者采用较为简洁的笔法,叙事明晰、用词单纯,文笔简练,对于西藏佛教史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涉及。不过,本书有关历史的记叙相对《红史》、《西藏王统记》则显得较简略,与《彰所知论》倒有相似之处。在这一部分之后,作者又附有两个名录:一个是于吐蕃传法的93位班智达大师的名录,另一个是西藏著名的192位译经师名录。本书第三部分内容是将西藏当时传流于世的佛经和论典进行详细考析与编目,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佛教文献目录。

      《佛教史大宝藏论》在结构上与一般史书不同,这是因为作者要叙述的内容并非纯粹的历史,而是试图从一种较高的视角来诠释藏传佛教的有关知识,因此,该书的第一部分先将与佛教相关的核心性概念以及作者对于这些概念、术语的理解进行讲说。对于历史的叙述,作者的历史观念总体上持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历史发生目的论”的看法,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佛教的产生是必然的,佛祖释迦摩尼的佛教是随同宇宙同时产生发展的,所谓前世佛、未来佛主理整个宇宙世界。在西藏,佛教的传入也是由其命运所决定,因为在神佛之光遍照世界各地之际,西藏这样一个雪域高原还处于蒙昧、黑暗的状态,连人类都不存在,最初的人类来自于神佛对猕猴与罗刹的点化,他们结合繁衍出众多后代,是为赭面黑头食肉者,品性存在善恶的分化的问题,雪域的境况只有佛教才能使之逐渐朝向有利于善的方面发展。所以,佛教在西藏的流传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布敦的这种历史观并非他个人的发明,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所提示的,在吐蕃王朝的后期,藏族一些历史学家已经从宗教的立场上来看待西藏历史,将宗教对于历史的作用进行人为的夸大,以宗教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准。分裂时期,《玛尼全集》等伏藏著作也基本以宗教思想作为学术的主体,历史变成了宗教教理的具体诠释或补充。《佛教史大宝藏论》具有这种思想是毫不奇怪的,从藏族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布敦大师在他的著作中还有试图创新的打算,这部著作在整体构思上类似《玛尼全集》,即将宗教学理、历史知识、核心经典融为一炉,形成“三位一体”的体系。这种安排的基本用意应该是:在开篇部分以宗教理论的阐释为主线,然后再以历史简述为补充,最后附录所有的藏文佛教经典、论著的目录,由此形成一种“宗教学”形式的,能够包容宗教全部知识的体系框架,读者(后学者)就可以从这部书中领略佛教知识的要义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布敦大师在这部著作中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发展,他的“历史发生目的论”试图将历史的时间性进行整体的包容和概括,所以西藏的佛教史在他看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佛教的整体历史密切相关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眼里是解释宗教发生和传播的合理性的注脚。布敦的著作之所以既要阐述历史,又要包容宗教理论和相关的知识,盖取决于他的这种世界观。由于布敦本人在佛教方面具有较深的功底,这使本书对于佛教概念、名词的解释精当、透彻,对于藏文佛教论著的考证全面,故自其完成之日起,就一直为学人所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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