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6)02-0006-08 北宋三衙管军的选任，不仅有着严密的程序，而且也有着极为严格的条件，如仁宗朝张方平说：“臣窃观国朝故事，所除军职或以边功，或以劳旧，或以肺腑。”[1] (卷24)南宋初知枢密院事的富直柔则说：“祖宗时，三衙用边功、戚里、班行各一人。”[2] (卷48)宰相赵鼎也认为：“祖宗旧制，三衙用边臣、戚里及军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劝也。”[2] (卷97)宋人的这些概述，大致不错，但一则过于笼统，未能凸显出北宋各个时期选任标准的变化情况；二则失之于简，尤其是没有提及不宜为三衙管军方面的诸多规定。因此，从这方面入手对北宋三衙管军的选任标准进行动态的细致考察，还是很有必要的。 宋太祖开国伊始，所选任的三衙管军皆是功臣宿将，但以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份的“杯酒释兵权”为转折点，管军的选任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任管军当中，刘光义才智平庸，崔彦进“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与王全斌征蜀，黩货杀降，以致蜀乱”[3] (《崔彦进传》)，张琼“性暴无机，多所凌轹”[3] (《张琼传》)，他们之所以能够取代王审琦、高怀德等功臣宿将，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将之归于宋太祖有意识地“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堪称一语破的。此后，宋太祖选任管军，“一直是以才庸无谋、忠实易制为原则的”[4] (p104)、“三衙之帅，不用能将、宿将，而用庸将、新将”[5] (p548)，如历任殿前都虞候、都指挥使要职的杨义，“暴疾失音”，连军队的训练都主持不了，只因“忠直无他肠”，终宋太祖一朝“上委任之不疑”[6] (卷7)；历任步军、马军都指挥使的党进不过是“鹰犬之材”，而且不识文字“变诈粗暴”，其行事每每“京师传以为笑”[6] (卷18)，但太祖“谓其忠实，益厚之”[6] (卷7)；殿前都虞候李重勋则毫无战功，仅凭“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6] (卷19)。侍卫步军都虞候刘遇也是“性淳谨”[3] (《刘遇传》)，遂得为三衙管军。 宋太宗、真宗两朝，“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6] (卷138)，三衙管军的选任中有一个极为突出的共同点，就是都大批起用晋邸和襄邸的藩府旧僚，即所谓的“攀附旧臣”。以宋真宗朝的殿前司为例，在全部约14位20任管军当中，出身晋、襄邸旧僚而进者为11位16任，占了绝对的优势。 宋太宗朝的三衙管军，正如《丁晋公谈录》所说：“太宗即位后未数年，旧邸宰执仆驭者皆位至节帅”。出身太宗藩邸旧僚而至管军者，据《宋史》各本传加以简单统计，主要有以下数人：傅潜“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太宗朝为殿前都虞候、副都指挥使，真宗初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王超“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太宗朝为殿前都虞候、都指挥使，真宗初也位至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戴兴“太宗在藩邸，兴诣府求见，奇之，留帐下”，太宗朝历任步军都虞候、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等职；高琼“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帐下”，太宗朝任步军都指挥使，真宗朝至殿前都指挥使；葛霸“始事太宗于藩邸”，太宗时为殿前都虞候，真宗时历任马军、殿前副都指挥使；王汉忠“太宗在藩邸，召见，奇其材力，置左右”，太宗、真宗两朝历任马军、殿前都虞候，副都指挥使；王荣“太宗在藩邸，得隶左右”，太宗末年为马军都虞候；元达“太宗居晋邸时，达求见，得隶帐下”，位至步军都虞候等等。 宋真宗选任三衙管军，同时兼用晋邸和襄邸两朝旧人。在太宗的藩府旧僚当中，除傅潜、王超、戴兴、葛霸、王汉忠依然长期居于三衙要职之外，像在太宗朝尚未得管军的一些人也得以晋升，如王能“太宗在晋邸，召置左右”[3] (《王能传》)，真宗时用为步军副都指挥使；张凝“太宗在藩邸，闻其名，以隶亲卫”[3] (《张凝传》)，真宗景德年间遂用为殿前都虞候。至于真宗自己的襄邸旧僚，更是大量充斥于管军的行列，以至其襄邸旧僚人人皆有军职之望，如枢密院在景德二年议补禁军将校的时候，枢密使王继英就说：“藩邸给事之人尚在外，议者皆聚议腾谤，谓臣蒙蔽不言于上，致其沉滞。”真宗虽然表示：“此等不自省循，苟求侥幸，借如因缘际会，倘加升擢，必须有名，方塞舆议。”[6] (卷59)但他不过是故作姿态“方塞舆议”罢了。出身真宗藩邸旧僚而至管军者，据《宋史》各本传，比较突出的例子有：王继忠“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真宗初为殿前都虞候；刘谦“真宗升储邸，增补宫卫”，在真宗朝历任三衙，位至殿前都指挥使；张耆“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历任马军、殿前都虞候，马军副都指挥使；杨崇勋“以父任为东西班承旨，事真宗于东宫”，真宗朝得为马军都虞候；夏守恩“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宫”，真宗末为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蔚昭敏“真宗为襄王，昭敏自东班殿侍选隶襄王府”，真、仁朝遂位至殿前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