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元鼎革之际，特别是忽必烈受命治理漠南汉地后，多方延揽儒士，在其周围迅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儒士群体。这个儒士群体一方面向忽必烈宣扬“汉法”，致力于恢复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又以自己不凡的战略思想和多谋善断的智慧，成为忽必烈的重要军事顾问，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对于前一个方面，学术界已多有论述，但对于儒士在征战中的作用，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① 本文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蒙古灭金后，遂欲吞并南宋、统一全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儒士为蒙古统治者在战、和之间权衡利弊得失，出谋划策，对蒙古统治者消灭南宋这一事关全局的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宪宗八年(1259年)，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南宋的战争。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并不愿此时与南宋结兵，对宪宗亲征南宋并不持积极态度，但他身为皇弟，又不得不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怀着矛盾心情出征的忽必烈在南下途中，对亟言不可兴兵伐的儒士郝经说：“今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日可定，汝为吾使宋，讲信通好，以安百姓”。② 此后，忽必烈就军事问题咨询儒士商挺，商挺认为“蜀道险远，瘴疠时作，难必有功，万乘岂易轻动。”忽必烈也毫不讳言地回答：“卿言正契吾心”。③ 这些都说明忽必烈在出征南宋问题上的被动态度和与南宋媾和的愿望。 这年7月，忽必烈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先期南下的郝经上《东师议》，力主与南宋议和，并阐明了两点理由：其一，由于连年用兵，民力已弊，应息师抚民，修好内政，聚积国力，以图大举。而南宋“渡江立国，百有余年，纪纲修明，风俗完厚，君臣辑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轮广万里，亦未小可……当我强对，未尝大败，不可谓弱”。因此，攻宋时机尚不成熟。其二，蒙古用兵“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而用奇的条件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大举攻宋，显然不能发挥以奇制胜的特长，加之地理条件的限制，蒙古骑兵不能充分发挥优势，蒙古大军难于取胜。因此，他建议忽必烈禀命于宪宗，与宋议和。如宪宗不从，则当“尽吾东师，重慎详审，不为躁轻飘忽，为前定之谋”，另谋取宋良策。郝经最为关注的是忽必烈的前途和内政，指出“换回元气，收其放心，守约实内，以建皇极，实惟殿下之事”。④ 就在郝经上《东师议》时，宪宗已于7月死于四川，郝经是否知道此事，尚无确切资料可以证明，但他确有怂恿忽必烈夺取汗位之意。当他得知宪宗死讯后，又及时向忽必烈上《班师议》，不仅对宪宗“无故大举，进而不退”提出批评，而且还指出忽必烈所总东师“迂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军中疾疫已十四五，到冬春之交，疫情必然加剧；另一方面，宋军已经进行调集和布防，忽必烈不仅难以一时取胜，甚至有被宋军覆灭之虞。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宪宗死后，汗位继承问题立即凸显出来，谋取汗位是忽必烈的当务之急。他深刻分析了北方的形势特别是阿里不哥在夺取汗位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措施，建议忽必烈迅速北上夺取汗位。可见，《班师议》同时也是忽必烈夺取汗位的方案，不能不对忽必烈产生深刻影响。事实上，忽必烈此后立即从前线赶回了北方，采取一系列措施登上了汗位。 大规模的战争因争夺汗位暂停了，忙于“安内”的忽必烈无暇顾及南宋，但军队仍在前线对峙。此时另一位文武兼备的臣僚廉希宪又提出了与南宋议和的问题，建议“遣信使谕以息兵讲好，勒诸军北归”。⑤ 忽必烈遂践履前言，任命郝经为国信使使宋，其主要使命是“告即位，且定和议”。⑥ 可见，郝经等儒士的努力，促使忽必烈做出了与南宋议和的决定。 倡言议和的郝经，清楚地知道议和并不是最终目的，吞并南宋乃是蒙古统治者的既定目标。因此，他又从三个方面规划了灭宋方略： 其一，修好内政、积蓄力量是灭宋的根本。鉴于南宋仍有相当力量，难以遽图，而北方地区亟需休养生息，因此，蒙古贵族应当“息师抚民，致治成化……如其不服(指南宋)，姑以文诰，拒而不从，而后伺隙观衅以正天伐”。⑦ 在郝经看来先修内政乃是图宋的根本。 其二，巩固边备。郝经在推动议和的时候，丝毫没有忘记军事上的准备。当他出使南宋、将入宋境时，提出了针对南宋的布防建议。郝经作为赴南宋的和谈使节，已无备边之责，但他却如此注重军事布防，足见其在战略上的过人之处。 其三，提出了灭宋的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在修好内政的前提下，“自东海至于襄、邓，重兵数道，联帜结武，以为正兵；自汉中至于大理，轻兵捷出，批亢抵胁，以为奇兵”。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线出击、前后夹击的方案，需要做长期的准备。二是“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方案，他在方案中提出三路并进的设想：“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蹈跨长江，临我强对”。三是“壁坚攻瑕，避实击虚”的方案，其要点是“既入其境，敦陈固列，缓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战老吾，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长，彼不能用其长。”这样可以俟机“以轻兵掠两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粮路，使血脉断绝，各守孤城，示不足取。”而后兵进长江沿岸，相机图之。⑧ 郝经的平宋之策，尽管大部分内容是针对1259年伐宋时东师所处的境况提出的，但对蒙古灭宋过程中的战略战术仍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一，忽必烈即汗位后，并没有像太宗、宪宗那样，大举出兵，冒然伐宋，相反他采取了整顿内政、建章立制、与民休息、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这与郝经的建言相吻合。其二，中统、至元年间，忽必烈在宋蒙对峙的前线设立了一系列军事机构，如中统三年(1263年)十二月，设河南统军司、山东统军司、东川都元帅府；中统四年(1264年)八月，又在成都设立四川行枢密院等。这些军事机构的设立，也与郝经的建议相吻合。其三，在平宋的战略战术上，显然也受到郝经的影响，如被忽必烈采纳的由刘整提出的先攻襄阳的方案，与郝经提出的“先荆后淮，先淮后江”方案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