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3；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6)01-0092-08 我国于20世纪初发现的西夏文献，以黑水城遗书最为丰富，但绝大多数已流失国外；其次是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虽大部辗转于1929年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但同样也遭到了散失的厄运，入藏的也仅仅是劫余之物。对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今，有关收藏单位或个人，大体都作过不同程度的编目、整理或报道，但仍存在许多未得解决的问题。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收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甘肃学者张思温先生以古稀高龄于病榻上撰文呼吁调查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物文献情况：“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内有西夏文经卷多部。我家所藏木刻活字本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十五一函，即是其中之一。……但据闻原来出的不限于佛经。又出土地点，说法不一。有说因拆城墙时发现；有说农人在城外僧寺荒地垦种掘得，并有明人王骥(所书)墓志伴出；有说在某寺中发现。这些问题，当时并不难查明。即解放初期，如留心考证，也还有知情人可问。现在却难以详知。这批西夏文物数量较多，久经流散，希望宁夏的同志再加访问，看还有知情的人没有。”[1] 当时参与或目睹灵武出土文献的人，大概全已作古。可幸，曾经收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张思温先生和宁夏罗雪樵先生都留下了他们的回忆文章，提供了许多有关灵武出土文献及其散佚的真实情况。应该说，迄今关于灵武出土地点、出土文献种类、数量及其散佚情况仍然是不十分清楚的。近年来，关注西夏学的人士，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国内收藏的西夏文献，国图的藏品理当成为焦点，争相举巨资付梓刊行。笔者于欣然之余，借当今全民重视国家出土文物的大好契机，对灵武发现的西夏文献的出土、散佚及收藏，以及涉及的有关人事的一些记述进行梳理，以望引起注意，并提供研究者参考。 一、灵武西夏文佛经文献出土的时间与地点问题 最早公开报道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是1932年1月出刊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首页《启事》，云：“民国十八年秋，本馆购入宁夏发见之西夏文佛经百余册，皆属宋元旧椠，蔚然成为大观。”但“馆刊”未详述出土时间、地点以及购入过程。1936年，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九民国六年丁巳条载：“九月，宁夏灵武县发现西夏写经。”注云：“至是，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毫无损坏，送往宁夏镇守使署。”[2] 时隔40多年之后，20世纪70～80年代，与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有关系的两位老先生——甘肃的张思温先生和宁夏的罗雪樵先生曾先后撰文介绍灵武的发现简况。 张思温(1913～1996年)，甘肃临夏人，生前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等职。其父张质生，民国时曾任宁夏护军使署副官长，为护军使马福祥之幕僚。张思温于1975年2月撰《西夏文〈华严经〉摹本题后》一文记载：“原书于1919年出土灵武。先大人质生公得之宁夏。惜余曩年粗疏，未问厥详。冯记略谓，闻之质生先生：安康人余鼎铭字介彝，民八知灵武县事，于近郊番寺旁农人犁地得明布政使王骥墓志及五瓦坛，坛内藏夏文经甚多。介彝获此坛藏，以此五册赠张，遂得保存至今，云云。”[1] 此后，1979年张思温在《文物》第10期上发表《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一文，关于此经的发现在注文中记述：“此经函袱内有近人冯国瑞跋记略云：‘闻之临夏张思温史尊人质先生：安康人余鼎铭字介彝，民八(？)知灵武县事，于近郊蕃寺旁农人耕地得明布政使王骥墓志及五瓦坛，内藏夏文经甚多。介彝获此坛藏，以多帙赠马，以此五册赠张，遂得保存至今。马所藏早已分散无考。’”张思温先生为陇上文史名家，一生致力于金石碑传、西北民族史以及西夏学术的搜集与研究，著作颇丰。他的两次记述，前文认可冯国瑞所记余鼎铭“民八知灵武事”，即“原书于1919年出土灵武”；后文则在“民八”之后打上了问号，并在注文中作了考证——援引1925年王之臣纂《朔方道志·民国职官表》记载：“余鼎铭于民国五年至六年任灵武县知事，民国六年至七年任宁朔县知事，民国七年至十年任宁夏县知事。”可见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是“余鼎铭于民国五年至六年任灵武县知事”时发生的事，因此认为此经出土时间应以《甘宁青史略》所载为是。 罗雪樵(1903～1986年)，甘肃会宁人，早年就职于宁夏民国日报社，曾任民国日报社社长；1953年后任宁夏银川一中教师，曾任银川市政协委员；1984年被聘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特邀馆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工作。他于1986年所撰《我所知道的在宁夏境内出土发现的西夏文物》，该文关于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时间，仍沿用“民国八年(1919)”的旧说，但在记述出土地点与出土文献时称：灵武县长余鼎铭“以县长的身份发掘了县城内西南隅一座佛寺遗址院内的一座教炉，从中挖出了：原版夏汉对音对义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一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若干部和手写作品一本”。关于“佛寺遗址”，他记述了曾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天，他去灵武找到了他的朋友，曾经目睹出土佛经的王桂先生陪他到该寺遗址看过。这里现在已新建了房舍，该寺建于何时不得而知，《灵城县志》亦无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