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以后《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全书》与《性理精义》之模型。《近思录》直接间接支配我国思想制度五百年，而影响韩国、日本亦数百载”[1] (P400)。该书由朱、吕二人合作而成，但主编实为朱熹。近来细读并整理该书，收益匪浅，并对此书得五点评价如下：(1)宋代最有学问之人编成的理学入门书。(2)系统展示北宋四子和朱子理学理论之书。(3)元明清最流行的宋代名著之一。(4)精华多于糟粕。(5)现在仍有研习价值的必读经典。清代有学者视此书为“圣道阶梯”[2] (《序》)。通检古今书籍可知，专门探讨“圣贤气象”者始于《近思录》。所谓“圣贤气象”，即圣贤风度、圣贤风范。朱、吕二人把“圣贤气象”卷放在是书最后①，是希望读者最终具备圣贤气象，升入崇高的圣贤境界。钱穆研究指出，《近思录》提出的“圣贤气象”，“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3] (P152)。对照《近思录》，深感现代人太缺乏圣贤气象了。故此，借鉴旧圣贤气象理论，养成新圣贤风度，有利于济世纠偏和营造科学、和谐的理想社会。爰将初步心得呈献读者，识者正之。 一、《近思录》论定的圣贤和圣贤气象 在中国古代和宋代，“圣贤”一词不能随便使用，不是人人可得此称谓。圣贤，即圣人和贤人。贤人，指有德才之人，多用于晚辈。圣人，指最有德才之人，只能用于皇帝和地位极崇高的前辈。《近思录》卷十四所论定的“圣贤”，其实主要是圣人。那么，《近思录·圣贤气象》所界定的圣人，究竟都有哪些人呢？ 其一，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所肯定者。《近思录》是朱熹和吕祖谦摘录四子著作类编而成的。在《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中，四子所论定的圣人共有十五位，依次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此外，四子认为荀子、扬雄、毛苌、董仲舒、诸葛亮、王通、韩愈等七人，都有根本性缺陷，所以不是圣人。 其二，朱熹和吕祖谦所界定者。首先，是二人对北宋四子所界定的前代十一位圣人谱录的肯定。其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北宋四子圣贤地位的肯定。《近思录》一书及卷十四，于宋朝只取四子，表明朱、吕二人只承认本代宋朝四子为圣人，其他人一概摒弃在外。周敦颐在北宋时影响不大，程颢、程颐虽曾受学于他但后来也不太提起，而朱熹则首次把周敦颐置于宋代理学第一人、宋代第一圣人的显赫地位。 其三，朱熹、吕祖谦在此公开而专门地臧否人物、取舍圣贤，暗含如下意蕴：只有他们二人才真懂是非标准，才真懂圣贤和圣贤气象，因此，他们二人也最有资格成为圣贤或具有圣贤气象。 何为圣贤？取舍标准是什么？《近思录·圣贤气象》并无具体而明确的总结。实际上，北宋四子对圣人或圣贤，还有更多的看法和论述，《近思录·圣贤气象》中并未采录。例如，张载对圣贤的论述就远远不止《近思录·圣贤气象》所征引的那两条，另有不少记载，实有比较系统的圣人观[4] (P33—40)。 只有古今圣贤，最具有圣贤气象。然而，究竟什么是圣贤气象，圣贤气象包含哪些标志和内容，四子没有概括，朱、吕也未总结。从《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和前十三卷的具体论述来研判，四子(其实也暗含朱、吕)所谓的“圣贤气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同时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些内容。 圣贤气象最根本的一条是，求道、明理、遵循规律做事发言。 道、理，都指规律。必须认真探索、彻底地认识掌握事物的规律。不认识规律，不是圣人。一知半解，或明或暗，认识错误，都不是圣人。要认识规律，前提是必须首先去学习、研究、探索、思考，否则与圣贤无缘。认识了规律之后，还必须严格遵循规律去做人做事发言。识得而不遵不用，等于空无，浪费生命。概言之，不求不学，学而不通，通而不循，皆非圣贤。探索、认识、遵循规律者，才是圣贤。《近思录》就是以此作为判别是与非的根本标准。 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皆是圣人”。其区别在于，“尧、舜是生而知之(道)，汤、武是学而能之(道)”。周文王似尧、舜，禹似汤、武[5] (P507)。 孔子之道，“无所不包”。颜子、孟子稍逊，各有特色[5] (P508)。曾子：“传圣人学”、“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5] (P509—510)。子思、孟子能正确地传承“圣人之学”[5] (P510)。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5] (P519)。 朱熹、吕祖谦在《近思录》卷一《道体》中，首先引录周敦颐的两段论述，说明他们认为周敦颐是宋朝最先求道、明道、传道之人。在《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朱熹对此有十分明确地议论[6] (P4105)。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引用两段论述来展现周敦颐的圣贤气象：一是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二是做官施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 程颢，《近思录·圣贤气象》对各位圣贤及其气象的论述中，程颢独占最大篇幅，表明朱、吕认为程颢是宋朝最具有圣贤气象的人物。从该卷对程颢的记述中，可把程颢的圣贤气象归纳为五个方面：(1)始终求道。“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博闻强识，躬行力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2)极为明道达理。“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3)以道理传教后学。“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4)依道为官施政。“先生为政，治恶从宽，处烦而裕。……先生所为纲条法度，人可效而为也。至其道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遇事优为，从容不迫。……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5)待人接物，和善有常。“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如沐春风，“未尝见其忿厉之容”[5] (P519—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