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宗时期宋夏开战以来,北宋政府便在西北沿边地区开展屯田生产,以此作为守边宋军后勤补给的一项重要来源。康定、庆历初年,宋夏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双方接连发生了几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宋军连战连败。宋夏边界屯田的分布与规模对这几次战役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作用。而战局的失利也促使北宋政府对沿边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西北沿边屯田的发展又受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屯田,作为后勤补给的方式之一,与守边军队以及沿边战事关系极为密切,屯田可以对战争产生巨大作用,甚至决定战争的进程以及战场的选择;反过来,战争结局也往往会决定屯田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种互动关系在康定、庆历时期的宋夏战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大陆学者唐启宇《中国农史稿》① 和张泽咸等《中国屯垦史》② 是宋夏屯田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他们主要从农业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宋军后勤补给的角度来研究西北沿边屯田,其主要研究内容为屯田的制度和发展历程,如屯田承担者的权利与义务等,对于屯田的分布和扩展规律并不关心,更不去讨论屯田与宋夏战争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恰恰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加之这些成果均为通史性的研究,其对于北宋西北地区的关注仅为其中一小部分,研究程度并不深入。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③ 首次就西北沿边屯垦的分布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北宋军队所垦殖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沿边地区的宋夏交通要道上。这无疑是正确的,宋夏的交通要道大多沿河谷地带展开,而河谷地带往往环境较好,靠近水源,易于农耕,是屯田的主要分布地带。此外周伟洲《五代至宋初陕北的党项及宋夏在陕北之争战》④ 对横山地区的战略地位给予了重要说明。本文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屯田的扩展和转移规律以及屯田与战争的关系。 一 西北屯田对战争进程以及战场选择的影响 庆历以前,北宋政府在西北沿边地区的屯田大多集中在泾原路等地。自真宗时期开始,泾原路陇山(六盘山)地区的屯田面积便不断增加,屯田发展迅速,泾原路知镇戎军曹玮在六盘山以西还修筑了笼干城以控制那里的屯田,“置笼竿城等四寨,募弓箭手,给田,使耕战自守”⑤。由于大量屯田的开垦,泾原路镇戎军以及附近陇山一带在宋夏沿边地区保持着“屯田核心区”这样的突出地位。北宋政府之所以将沿边屯田集中在镇戎军陇山地区主要是由于:(一)流经泾原路的泾河、清水河河谷较为宽平,有大量可耕田能够利用。“镇戎军川原广衍,地土饶沃,若置屯田其利犹博”⑥;知镇戎军曹玮也认为:“军境川原夷旷”⑦,这使泾原路镇戎军附近有大量农田可以利用。(二)宋夏灵州之战(996—1002年)时,镇戎军附近屯田已初具规模,后虽不再全力经营,但毕竟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当年的耕作为日后屯田的再度兴起奠定了基础。因此,泾原路镇戎军成为西北屯田的中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连续的经营使泾原路镇戎军、渭州以及陇山一带的屯田发展到相当规模,沿边农业生产水平明显高出周边地区。陕西流民的逃难路线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天禧二年(1018年),“邠、宁、泾、原等州流民多往秦、陇州故关山及渭州山外镇戎军已来逐食”⑧。由此可见,泾原路屯田农业生产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整个陕西地区都较为突出。除泾原路镇戎军外,环庆路、鄜延路沿边地区以及秦州等地也有蕃部弓箭手屯田的零星分布。 灵州之战使夏人夺取了银川平原,重新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此后,党项族把注意力转移到河西走廊地区,宋夏战争遂告一段落。到康定、庆历初年,西夏国力蒸蒸日上,元昊感到时机成熟,具备了与北宋政权抗衡的实力,因此,他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势,连续发动对宋的攻击,旨在一举击垮北宋边防力量。 庆历以前西北屯田状况对夏军的军事策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人在选择进攻方向和目标时充分考虑了宋军屯田的分布情况。屯田发达,意味着驻守该地的军队有比较充足的后勤补给,军队气势和战斗力较高,西夏自然要尽量避开这样的地区,寻找薄弱环节发起攻击。在康定元年(1040年)三川口之战中,宋军屯田就成为夏军选择进攻目标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康定、庆历初年,党项在元昊的带领下日益强盛,吞并河西走廊之后,其南下侵宋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宋夏边界东起麟府,西至陇山,绵延千里,从何处发起进攻是西夏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毕竟,双方已十数年未有大规模军事接触,西夏对宋军实力并不了解。因此,选择一个薄弱环节打开缺口,并借以试探宋军实力及其守边策略和决心是非常必要的。 如前所述,泾原路镇戎军、渭州一带是宋军屯田经营最好,用力最多的地区,这里蕃部弓箭手的数量较他处为多,农业生产成效显著,是北宋沿边地区守备力量较强的区域之一,西夏不敢贸然进攻。环庆路也有部分蕃部属户及弓箭手居住屯垦,虽然不如泾原路数量多,但其地理位置距离泾原路近便,一旦有警,容易得到镇戎军、渭州等地的支持。麟府及河东地区虽然屯田薄弱,但过于偏僻,远离陕西中心地区,即使西夏入侵的战斗取胜也不足以震动关中,很难对宋军产生强大的震慑力。因此,夏军将首次攻击的主攻方向确定为鄜延路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