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

———项技术抉择的时代背景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陕西 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灸疗法在唐宋之际民间医疗活动中地位浮沉能够反映唐宋民间医疗资源分配状况。灸疗法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的、具有浓厚“平民化”色彩的疗法,在唐代基层民间起着其他疗法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整体发展以及国家力量和民间势力对医疗事业的积极参与,使得汤药、针刺等疗法逐渐惠及下层民众,在医疗资源日渐丰富的情况下,灸疗法地位开始逐渐下降。灸疗法在民间地位的变化,体现了不同时代整体技术水平和民众生活品质的差异。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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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灸疗法是中国传统医学独有的疗法,它建立在经络学说基础之上,以燃着的艾绒或者其他可燃材料烧灼或温烤腧、奇穴或病变位置,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灸疗法历史悠久,在各个时代留下了不同的发展轨迹,许多医史专家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灸疗法古代曾经盛行一时,但是,其地位却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步下降,尤其与针法相比较更是如此,正如张奇文先生所指出的:“古时以灸为主,以针为辅,嗣后灸针并重,相提并论。尔今则针兴灸衰。”[1] 1本文认为,就基层民众中使用的普遍程度而言,灸、针地位的兴替发生在唐宋之际。在唐代,灸疗法主要的是掌握在普通民众而不是医师手中,手法简单粗放、廉价易行,因此,灸疗在唐代不少地区基层民众日常医疗活动中起着其他疗法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到了宋代,灸疗法在民间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这种现象背后蕴涵的意义不是医学本身所能解释的,民众对各种医疗手段的选择往往并非出自“医学理论”,而是为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医疗资源的分配状况所左右,这其中,社会整体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运作都能对其产生不小的影响。

      由《外台秘要》看唐代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盛行

      针刺疗法与灸疗法共同建立在经络学说之上,虽然起始年代和手法并不相同,但两者有不少相通点,可起到互补作用,自古至今“针”、“灸”并称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在唐代民间医疗活动中,两者地位大不相同,要了解这一点,必须从《外台秘要》的“不录针法”谈起。

      《外台秘要》是现存隋唐三大医书之一,作者王焘是唐代著名宰相王珪的孙子。王焘并非一个职业医人,而是一个对医术颇有兴趣的官员。他的著作采集众家之说而成,体例是以病候为目,将各家之疗法附后,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原文抄录,而是有着王氏自己的选择,其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针法的舍弃。王氏云:“经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今并不录,针经唯取灸法。”[2] 1077所以,在《外台秘要》中,除了极少几处由于行文不便删减而抄录下来的前人针法外,几乎没有针疗法的踪影,而灸疗法则比比皆是。对于王焘的这个举动,后世给予了不少抨击。北宋校正医书局官员孙兆在奉上校正本《外台秘要》时曾经有一个简短的序言,其中说:“(王焘)又谓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其法云亡且久,故取灸而不取针,亦医家之蔽也。”[2] 24明代宋濂《文宪集》卷九《赠医师贾某序》亦云:“焘虽暗劣,《外台秘要》所言方证符禁灼灸之详,颇有所祖述,然谓针能杀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则一偏之见也。”[3] 510-511

      王焘的选择真的只是个人的偏见吗?在没有仔细比对其他医书之前,笔者对这个问题曾持肯定态度,① 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与扩展,看法逐渐发生了改变,认为重灸法而轻针法是魏晋—隋唐医家普遍的做法,王焘只不过是在这一点上走得过分一些罢了。这里说的“轻针法”,并不是说魏晋隋唐医家“轻视”针疗法,实际上当时的理论认为,除了一些特定的禁忌部位外,许多情况下针灸应该并行,《千金翼方》卷二八《针灸》:“凡病,皆由血气拥滞,不得宣通,针以开道之,灸以温暖之,灸已,好须将护。”[4] 804但是,理论归理论,实际上魏晋—隋唐医家们对针疗法采取的是极其谨慎的态度,轻易不使用针疗,这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隋唐医书中,灸法所占比重远远大于针法,人们习称的隋唐三大医书中,《外台秘要》自不待言;《诸病源候论》不是方书而是病理学著作,不应从其中针疗与灸疗各自所占比重来推断当时实际治疗状况;下面就来看看孙思邈的两部著作,根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灸法有510首左右,针疗法只有50首左右,两者比例约为10∶1,《千金翼方》中,卷二六、二七、二八是专门的针灸篇,其中灸法有560首左右,针法只有90首左右,灸、针比例约为6∶1。除了以上医书外,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912—995)撰写的《医心方》亦值得我们高度重视,② 其中针法也很少,主要出现在卷二,而这一卷主论孔穴经脉和针灸,其中提到的针法都是在抄录《针灸甲乙经》等书时不便删节而保留下来的,其他卷帙中出现的针疗法则寥若晨星,例如,卷一五有一则是抄录的《千金方》火针法,不依孔穴,直接作用于患处,卷一六也有一则,抄录自陈延之《小品方》,仍然是不问孔穴,以砭法直接作用患处(疑是脉管炎)。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灸法在《医心方》中出现了360首左右,几乎遍布于所有卷帙,因此,可以说丹波康赖也是“只录灸法不录针法”,难道他在对王焘进行模仿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医学世家的杰出代表,康赖不是人云亦云之辈,应该说他的抉择和王焘一样,都是从实际出发,反映了当时医家对针刺疗法的审慎态度,并从侧面证实了当时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普遍。这种普遍性足令今人咂舌。我们试着分析《外台秘要》卷三五《择乳母方》的一则史料:

      《崔氏》:乳母者,其血气为乳汁也,五情善恶悉血气所生,其乳儿者,皆须性情和善,形色不恶,相貌稍通者,若求全备不可得也,但取不狐臭、瘿瘘、气嗽、瘑疥、痴瘙、白秃、疬痬、渖唇、耳聋、齆鼻、癫痫,无此等疾者,便可饮儿。师见其身上旧灸瘢,即知其先有所疾,切须慎耳。[2]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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