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马宴又叫质孙（只孙）宴，是蒙元时期最为重要的宫廷宴享大会，其内容有宴饮、歌舞、各种杂技、竞技与游戏等，是一个大型的狂欢盛会。对于诈马宴的活动内容，学术界并无多大争议，但关于“诈马”一词的解释，却有着诸多分歧。元明清人的一些文献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解为赛马。20世纪80年代，分别有韩儒林、纳古单夫撰文，指出“诈马”一词不来自汉语，且与马没有任何关系。笔者在校点《全元文》郑泳的文章时，见有《诈马赋》一文。赋文全面铺排了诈马宴的各项程序和盛大场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赋基本上可以解决“诈马”一词解释上的歧义。仅撰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诈马宴之“诈马”究竟是指什么？分歧意见大致可分为“马说”和“非马说”两种，也可以称之为“汉语说”和“非汉语说”。“非马说”的代表是韩儒林先生，他的《元代诈马宴新探》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文否定明初以来谈“诈马”者多将马牵扯进来的说法，认为“诈马”一词用汉语无法解释，而只应是一个外来语。他以“诈马宴”又叫“质孙宴”，而质孙服衣料均由使用波斯语的回回自西域贩运而来为依据，提出“诈马”一词来源于波斯语“jāmah”，指衣服、外衣。也就是说，“诈马”与“质孙”都指衣服——一指衣服的华丽，一指衣服的颜色。（注：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简称《新探》），《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收入氏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5—291页。） 1989年，纳古单夫先生发表《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对韩儒林师“诈马”研究之补正》，认为“诈马”是蒙古语，音juma，是名词，指“把牛羊等牲畜宰杀后，用热水煺掉全毛去掉内脏的整畜，称之为诈马”；当用于庆典、祭祀、婚礼时加工烤制或煮制上席并举行隆重宴席，即汉语的“诈马宴”。（注：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对韩儒林师“诈马”研究之补正》（简称《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这两篇文章论证的基点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都否定“诈马”一词与马有任何关系；二是都认为“诈马”一词不是汉语，而是一个外来语。因此，笔者将其称之为“非马说”或“非汉语说”。 被《新探》一文所否定的“马说”，主要来自明清人的著述。如明初人王祎《上京大宴诗序》云：“故凡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济逊（只孙）宴。奓马者，俗言其马饰之矜衒也。济逊者，译言其服色之其一也。”（注：王祎：《王忠文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云：“北方有诈马筵席，最具筵之盛也。诸王公贵戚子弟，竞以衣马华侈相高。”（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8页。） 清乾隆皇帝则认为“诈马”或指赛马，或指掌马食之人。日人箭内亘接过乾隆的说法，认为“诈马”应该就是乾隆《诈马》诗序中所描述的“蒙古旧俗”——赛马，并将诈马宴与质孙宴分开，认为“只孙宴只是泛指穿着只孙服参加的宴会，而诈马宴则是专指在上都举行的、有宿卫大臣与近侍表演赛马仪式的宴会”。（注：转引自《新探》一文。） 上述说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诈马”与马有联系，故笔者将其称之为“马说”；又因他们均未明言“诈马”不是汉语，笔者且将其归为“汉语说”。 总之，“马说”是以马来解释“诈马”，“非马说”则以否定马来立论，并认为它是一个外来语。 那么，“诈马宴”究竟是“离不开那个‘马’字”，还是与马毫无关系？究竟是汉语，还是一个外来语？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且以《新探》一文为例，先来看看“非马说”对“马说”是如何否定的，其说法是否有道理。 对于王祎、叶子奇的说法，《新探》评断说：“二人都没有亲见诈马宴，只是根据他人的记述，望文生义地作解释，把马牵扯进去了。”对于乾隆，则不仅指责他“前后矛盾”，且批评他“指‘只孙’为‘马之毛色’”是“荒唐”的；认为箭内亘一文，虽然“对只孙宴作了正确的解释，但当讨论到诈马宴时，却也被‘马’字以及乾隆皇帝的说法迷惑住了”。《新探》一文对此所下断语是：对诈马宴之“诈马”一词的解释，凡是与“马”字联系起来就是错误的，这个词“在蒙古语中并无任何赛马或饮宴之类的意思，在汉语中更不得其解。”因此作者以质孙服为线索，在元代通行的第三种语言——波斯语中找到了根据，即波斯语jāmah，其语义为“外衣”、“衣服”，故下结论说：“‘诈马’一词应来源于波斯语jāmah——衣。”“质孙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预宴者必须穿戴御赐的质孙服，且以衣服的华丽相炫耀，因此人们把它称为‘诈马宴’（衣宴），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质孙’（颜色）和‘诈马’（衣服）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 《新探》作者是元史大家，且通晓多种文字，以其他民族语言来解释元代事物，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不过，笔者还是有如下疑惑。 蒙古族是马背民族，马是他们与生俱来、不可须臾相离的伙伴。《新探》一开始即引述元人王恽的话：“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这三者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生活内容。前两项不用说都是离不开马的，第三项宴飨难道会与马没有关系吗？即以《新探》一文所引录的周伯琦、王祎等人的诗文来看，诈马宴作为蒙古宫廷贵族最隆重的盛宴，在活动内容上，除官员皆须穿皇帝颁赐的质孙服外，马也是盛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请看下面的记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只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采仗，列队驰入禁中”；（注：周伯琦：《诈马行并序》，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58页。） “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下小注云：“每年六月三日诈马筵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饰马入宴”；（注：杨允孚：《滦京杂咏》，引自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962页。）“故凡预宴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曰奓马宴，又曰济逊宴”。（注：王祎：《王忠文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 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质孙宴即诈马宴的大会上，与会人员不仅要服质孙之衣，也要骑着盛装的马匹入场。也就是说，诈马宴上，毫无疑问是有马的。当然，在这些记载中，未看到有赛马的记述，乾隆以赛马来解释“诈马”，显然有些想当然。不过，话又说回来，否定了赛马，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否定马与诈马宴的联系。因为参会的这些马们，并不只具有比赛奔驰速度这一项功能，当驮载着主人参与盛会时，它们还承担着其他的功能和作用。笔者认为，王祎、叶子奇的两段话已经道出了这些马匹参会的目的：“饰之矜衒”，“竞以衣马华侈相高”。这话也就是说，当穿着质孙服的达官显宦们盛装入宴时，他们的马也被打扮起来，让这些盛装的马来出风头，看看谁的马装饰得最漂亮，最华丽。这些盛装的马们无疑是盛宴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为宴会添加了不少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