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4-0047-08 余光中先生为《梁实秋先生纪念文集·秋之颂》写了篇卷首文，题为《金灿灿的秋天》，这充满诗意的文题确是梁实秋先生一生的写照。梁实秋作为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理论的奠基人，原是热衷浪漫主义的文艺青年，“但是美国之行把他带到新人文主义的门下，博学慎思的白璧德把他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古典的清明。这位留学生三年后回国，从此转头批评外来的浪漫倾向，成了古典的砥柱。”[1] (P4)从热衷于浪漫主义转成古典主义的中流砥柱，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古典的清明”，余光中几句话就概括得十分精到。 对于梁实秋文学理论观念的转变与形成，海内外学界均有人研究，比较成功的论述有斯洛伐克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第11章《梁实秋与中国新人文主义》、罗钢《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等，他们的论文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是侧重于从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进行相对系统、全面的概括与论析，并做出一些新的学术判断，这是推进、深化梁实秋研究必不可少的行程。 一、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地位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源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其要则有四点：其一，“左右开弓”。即对培根为代表的征服自然的物质功利主义和卢梭为代表的放纵情感的浪漫主义，进行双向抨击。白璧德认为，一方面，崇信科学与机械，注重物质功利的追求，势必牺牲智慧，抑制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扩张、放纵个体的自然情感，趋向于极端，也不利于完备的道德规范的建立。因此，必须高扬人文精神，提升人性，遏制物性，节制感性。其二，常态的人性。人性中包括欲念和理智，即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与冲突，人必须以理智节制欲念，以善战胜恶，建构健康的常态的人性与社会。其三，规训与纪律。新人文主义者处世的原则与态度，在他们常用的“关键词”中便透示出来：规则、纪律、节制、约束、秩序、界限等。白璧德多次提及孔子的“中庸之道”就带有这意思，主张人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须加以理性地约束与规范，使其有节制地平均发展。其四，传统与恒定。新人文主义者在培根、卢梭所代表的物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代性思潮的冲击下，痛感道德伦理的解体、社会行为的无序、人文精神的沦落，有着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及维护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他们否定文化的进化观念，而向传统文化寻求恒定的价值标准。那么，梁实秋如何在接受中建立起他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呢？ 从白璧德到梁实秋，古典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极高的位置。他们认为，西方文艺理论的派别虽然很多，但主潮只有两类，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梁实秋说：“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主义的正统，及自柏拉图以降的浪漫思潮，两大思潮相激相荡相反相成，西洋文学自有一个基本的观念。”[2] (P114)以《诗学》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其正统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亚氏的“摹仿论”为古典主义之核心要义，可惜世人不是真切地理解其深层涵义，往往把它当成一种现象、表象，或形貌外观上的摹仿。梁实秋解释道：“所谓文学之模仿者，其对象乃普遍的永久的自然与人生，乃超于现象之真实；其方法乃创造的、想像的、默会的：一方面不同于写实主义，因其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现实，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迹；一方面复不同于浪漫主义，因其想像乃重理智的而非情感的，乃有约束的而非扩展的。故模仿论者，实古典主义之中心，希腊主义之精髓。”[1] (P73)梁实秋的解说极为精辟透彻，亚氏的“摹仿说”，既不同于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对客观外物镜子式的反映，因为它模仿的是理想与普遍的真理，本质上是创造的；也不同于浪漫主义，因为它的想像是重理智的，而非仅是主观情感的发泄，它在方法上是约束的。这样，就突出了作为古典主义核心的亚氏“摹仿说”的深层、内在的特质，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了合理的、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两大思潮的区别何在呢？梁实秋先从哲学的高度上来进行区分：“把自然人性化(to humanize nature)是古典主义者人本主义者的主张；把人自然化(to naturalize man)是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的主张。由前者则人为宇宙中心，自然界之森罗万象供吾人之享用；由后者则人与自然合一，使人与一草一木同列于平等地位。”[2] (P148)哲学上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引发了文学上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并峙，这一见解颇为新颖，今天仍有启示意义。人本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成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凌驾于自然界之上；而自然主义强调自然界是真正的本体，人仅是自然物之一，与自然合一。这两种哲学思潮各有优点，也各有偏执，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提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3] (P73)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