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越来越关注文学的伦理学研究。早在1996年，英国学者斯蒂芬·康纳就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撰文指出：“伦理”这个词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词汇中最流行的词汇而取代了“文本性”。①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也早在1997开辟专题" Ethics and Literary Study" ，集中讨论伦理学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阅读、写作、批评、诠释、理论、教学中的伦理问题。2005年10月30-11月2日，在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的全国学术研讨会，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理、范畴、方法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 文学伦理学的重新提出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过于强调文学性，新批评往往回避文学与伦理学的直接联系。但是继新批评之后风起云涌的各种文学理论思潮却没有一个可以绕过伦理来空谈文学批评。无论是后结构主义还是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关怀，这在福柯、德里达、赛义德、斯皮瓦克、詹姆逊等人的论述中均有深刻和明确的表述。本文拟以美国印度裔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为例，围绕她所提出的“贱民能否发言”的后殖民命题，探讨其后殖民批评背后的政治伦理选择。 一般认为，“后殖民主义”作为一个文化批评概念始于本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在消解中心、消解权威的后现代主义大潮中出现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后殖民批评在文学、文化批评领域里的异军突起，使得当今西方世界的文学、文化批评越来越向“意识形态化”的方向发展。受德里达解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后殖民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整套思想文化体系在各类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文化的文本中的反映，它致力于揭示各类文本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情结和殖民主义文化影响，批判包括各种后现代理论在内的一切以西方为中心的“宏大话语”(grand recits)。后殖民批评关注历史，注重挖掘殖民地人民的殖民经验，并将注意力转向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不被书写和不被言说的过去和现在。 当代的几位有影响的后殖民批评家大多是一些有着第三世界背景，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崭露头角的流散(diaspora)知识分子。早在1978年，阿拉伯裔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就推出了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力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揭露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学科和知识体系与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对欧洲中心主义建构东方他者的帝国主义心态和行为提出批判，从而率先将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推向文化政治批评的前台。在后来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中，赛义德重新阅读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典作家如奥斯丁、辛柏林、康拉德，加缪、福斯特等人的代表作品，以进一步揭示作为西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文本与帝国兴亡的深刻联系。后殖民批评的另一位急先锋斯皮瓦克则援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贱民”(" subaltern" )概念，指出处在资产阶级宏大话语和知识权力系统边缘地位的贱民阶级无从发言，因此对于业已失去的原本(origins)的追念“不可能为反霸权的意识形态生产提供依据。”② 斯皮瓦克认同福柯关于文本性的语境化的观点，认为“曾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是向英国人再现英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忘记这一点就无法阅读19世纪英国文学。”③ 印度裔文化批评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则试图通过凸现殖民过程中殖民主体之间的混杂状态和异质文化之间的杂交性(hybridity)来探讨对殖民话语进行的颠覆，并以此削弱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话语的可能。对上述后殖民批评的代表人物的知识关切和价值取向的描述和争议，很快成为后殖民批评的中心内容。各种长期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次要的”、“非主流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的思潮和声音也开始向“欧洲中心”和“权威话语”发起挑战，试图打破中心和边缘的历史界限，取消殖民主义思维遗留下来的“二元对立”，彰显全球后殖民状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将后殖民批评全面诉诸文学批评一般被迫溯至1989年。那一年，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人的著作《帝国反述：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出版，对后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批评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界定和梳理。他们认为，所谓后殖民文学是指所有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所统治的前殖民地诸国的文学，以及从殖民时代开始直到今天受到帝国主义扩张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非洲、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加勒比海各国、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诸岛和斯里兰卡。由于美国在上两个世纪与宗主国中心的关系，为其他殖民地文学提供了范例，因此也应包括在内。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尽管各有其特有的地域和文化特征，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诉诸殖民经验，凸现与帝国霸权的紧张和胶着的复杂关系。至此，“帝国反述”④ 这个源于著名作家拉什迪的后殖民文本修辞，成为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批评的代名词。 在当代后殖民批评家的行列中，印度裔美籍学者斯皮瓦克可谓锋芒犀利，咄咄逼人。她的关于贱民不能发言、全球后殖民状况、女性贱民主体、后殖民批评主体身份、国际劳动分工和剥削关系、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新方式等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正在发展中的后殖民理论，在文学、文化批评界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冲击波。 1985年，斯皮瓦克发表了“贱民能否发言？：关于寡妇自焚的思考”的论文。⑤ 三年后又发表了长篇论文“贱民能否发言？”。⑥ 在论文中，她将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有关“贱民”的命题运用于后殖民批评，认为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里用以指代“非霸权的团体或阶级”的“贱民”，及其由于霸权和压迫所产生的声音的缺席，大量地存在于殖民化的经验之中。⑦ 殖民地贱民的“贱民”身份和地位使他们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1月18日》中描述1848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国农民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⑧ 赛义德曾在《东方主义》的卷首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以影射欧洲的东方主义正是打着所谓“代表”的招牌，以殖民主体自居，用各种借口对东方进行本质主义的界定，继而在用帝国主义话语再现一个“他者”或“异己”的过程中界定自己。斯皮瓦克将“贱民”的命题用来探讨印度种性等级以外的弱势群体，特别是性别化的贱民(gendered subaltern)即女性贱民的处境，指出她们不但从属于英国殖民者，而且从属于那些与英国殖民势力相勾结的本土男性势力，甚至包括那些代表他们说话，而使他们永远丧失主体地位，无法自己发言的本土文化精英们。因此，从广义上来说，贱民可以是指被划在主流权力话语之外的非精英的、从属的、受压迫的、失声的群体或个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