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文学和社会历史关系的科学认识，文艺学的历史主义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意大利的维柯、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以及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代表人物，对历史主义都有深刻的阐述。他们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连续性，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文学发展是有社会历史原因可寻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出现之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文艺学的历史主义更有了全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进入20世纪，传统的历史主义面临挑战，一方面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强调以文本为中心，抛弃了历史；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暴露出既忽视主体又忽视文本的历史决定论的缺陷。于是新历史主义在批判文本中心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试图使文艺学研究重新回到历史语境，同时又同文本紧密结合。 按道理说，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文论理应有比较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其实不然，在历史主义还来不及扎根的时候，面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浪潮，我们很快淡漠历史主义，跟着人家大讲形式、结构和语言。当人家发现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不足，又回到历史，亮出新历史主义，我们简直就手足无措了。还没有弄清楚新历史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们又跟着既反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又反对历史主义，好像历史主义已经一文不值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既没有真正吸收新历史主义的精华，又把历史主义优良传统完全丢掉了。在文艺学研究中我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对新潮文论缺乏理性分析，一味生吞活剥，对传统的文论也缺乏认真清理、辩证对待，简单斥之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也许是文艺学长期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文艺学研究历史主义的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论研究只讲逻辑不讲历史，不重视历史语境，不在掌握资料方面下苦功，只热衷于关起门来搞名词概念翻新，搞所谓理论体系建构。这种研究看起来很热闹，但由于缺乏历史意识，不能还原历史语境，结果只能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谈不上历史的深度，更谈不上理论创新。 文学作品研究只讲文本不讲语境，把文本封闭起来，把形式放在第一位，只分析语言和结构，不顾及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这种研究脱离了人、脱离了历史，结果就失去了对人和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失去了深厚的人文精神。 文论教学从定义到定义，从理论到理论，讲课只是逻辑推理加举例说明，缺乏对理论问题具体的、历史的阐述，学生记住的只是干巴巴的定义和条条。这种教学使得学生对理论问题毫无历史感，不了解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不了解理论问题复杂的、生动的、鲜活的历史内容，结果就很容易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把理论只当成概念和条条，慢慢地对文论课程失去兴趣。 历史主义的缺失是理论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它已经对文论研究和文论教学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文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呼唤文论历史主义的传统和创新，深入思考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关系，是文论研究和文论教学的当务之急。 巴赫金在谈到俄罗斯文论为什么“具有巨大潜力”时，指出其中的两个因素：一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严肃认真而又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其中包括年轻的学者”；二是“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其中包括过去的传统，即俄国文艺学的传统，也包括苏维埃时期的传统。① 巴赫金对俄国文艺学学术传统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就包括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其中他特别提到了俄国文艺学比较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维谢洛夫斯基。 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是十分丰富和深厚的，而且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其中包括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的历史主义传统、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杰出代表是别林斯基。他明确提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要坚持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他总是把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他历史地分析俄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的过程，总结普希金和果戈理创作的历史经验，从而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典型的理论和人民性的理论。别林斯基的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创作实践出发。他的历史主义有别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后者在历史辩证法思想影响下，历史的批评大都是从抽象的理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作品实际出发，于是不是陷入抽象的思辨，就是落入烦琐的考证。二是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有机结合。别林斯基深刻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② 他认为历史批评应当同美学批评相结合，是由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美是艺术不可缺的条件，没有美也就不可能有艺术……可是光有美，艺术还是不含有什么结果的，特别在我们今天是如此。”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