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处在深刻的裂变之中，其裂变采取了内在剧烈而外表平静的形式，一切似乎只能是暗渡陈仓，其变化像是以时间换空间，只等待着时间的流逝，一切可能面目全非。一门学科的变化采取如此形式，这本身是一种奇怪的形式。作为一门学科，文学理论原来在整个文学学科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并且具有超验的理念形式，可以与意识形态权威中心直接运作，其理论、概念和方法都构成了其他文艺学科的存在基础。在今天，文学理论已经失去这种功能，但是，正如中国的社会的象征符号所具有的那种超现实的力量一样，文学理论依然从中分享着它的超现实的能量。一方面，这门学科与它自身原来设定的前提、基础和功能有相当大的出入；另一方面，现实的文学理论研究完全是另一幅图景，这门学科已经远远越出自己的边界，它的理念式的最高存在自我悬置于同语反复的范畴，而现实则与其无关。 但当代文学理论确实在超出原来的边界，不再局限于元理论的命题和结构，而是大大拓展了研究疆界。元理论的理念及重新建构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场域；而其他的场域则来得更为广阔，然而，那也同样是令人困惑疑窦丛生的领域。超出元理论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否是当代理论的真正出路实际不是一个推论的问题，而只是话语场中的权力角力。从2003年以来，文学理论中原来潜移默化的变化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内在的紧张关系被释放出来。但其冲突的要旨，依然偏执在新与旧、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实、经典权威与另类理论等等二元对立的结构。因此，说到底，这就是新与旧的对立，既定的权威与未来面向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宜理解为是两代人的关系，而是广泛植根于任何一代人的观念中，甚至植根于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中，只不过代际冲突放大到异常鲜明的地步罢了。 因此，不难理解，当代理论四分五裂，旧有的体系势力强大，而新的言说却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让人不得要领。新旧并不交替，而是各显神通，各行其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理论的变化的装聋作哑，置若罔闻。这门学科正处在巩固和逃离的奇怪的悖论之中。2005年的文学理论研究状况浩如烟海，要试图反映出它的一个侧面都异常困难。在这里，我不自量力，选取一些文章来加以评析，以求反映出这个年度文学理论研究的某些侧面。 一、理论前沿：越界与多向选择 “理论前沿”只能是一个相对说法，本年度的理论热点并不突出。事实上，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不再可能有引发学界共振的理论热点。理论前沿经常是与西方理论对话的一种位置描述，进入90年代后期，这种对话也已常规化和普遍化，因此也无所谓前沿、先锋之说。仅只是理解的方便，我们把能表达这个年度的理论的某种紧张关系和新的论域的拓展，将之称之理论前沿。 南帆的《现代主义：本土的话语》① 再次提出现代主义的本土化问题，虽然这个话题并不新颖，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解决。迄今为止，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创作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现代主义依然是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他者概念。只要有合适的场合和机遇，“现代主义”必然是一个被驱魔的对象。因此，现代主义问题在当代中国，并不简单的只是一个学术理论问题，它依然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残余斗争，只不过当年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或者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学术场域的话语权力和象征资本的争夺。南帆这篇文章写的相当缜密全面且深入，它论述了现代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被运用并起到作用，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这是杰姆逊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文化历史的概念，显然，这种描述法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这个历史性结构虽然还可商榷，但基本反映出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经历的过程。南帆分析了中国现代，特别是1980年代引进现代主义经历的历史背景，那是在中国走向现代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产物。但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包容性，西方的文化也呈立体的方式进入中国。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堆积了众多的矛盾，旧有的历史和新的现实转化混为一体，这使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历史性结构转化为一个平面的结构。因此，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不能作为一个历史进化论简单逻辑推演，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历经的那样的文化和审美顺序并不能在中国简单重演，中国当代完全可能是多种主义混杂。南帆更为重要的观点体现在：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本土性的问题，这是基于本土自身的文化创造结果；同时中国的现代性也是包容了其他成分的并不纯粹的现代主义，唯其如此，它才是中国的现代主义。就此而言，南帆算是清理出中国现代主义的历史行程和在当代的恰切意义。南帆的这篇文章可能是他正在写作的书中的一部分，因此，往后的展开还显得不够，例如，同样的问题可以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身份政治”等等很多问题上重述一篇，但南帆并没有论及。另外，这本来是一个学理式的定律问题，它完全可以归结出一条公理：那就是任何主义都具有本土性，都是本土的文化、历史和现实铸造了它。实际上，对这一条公理展开论述的显然不止南帆一个人，这么多年来，理论界不少文章反复在论证这个公理。但令人惊异的是，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承认这个在经验和学理常识上可以验证的道理。人们不得不一篇又一篇地重新阐释，更深入地阐述。这就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学理能解决的，它基本之处在于，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意识形态残余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