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诗学:中华民族的理论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汉文,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专职研究员,美国图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英文系博士后,苏州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苏州 215021)

原文出处: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近年来文学中的文化研究日益突出。文章认为,中国当前存在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诗学:一种是“文化诗学”,一种是“文明诗学”,其中前者较多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而后者则更能代表中国诗学的本质特色,它是一种以历史文明为基础的诗学理论创造。未来中国诗学的建立也应当是一种文明诗学。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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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75(2006)01—0005—06

      一、学科分流:文化诗学与文明诗学

      西方与中国国内近年来兴起的文化诗学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有相当多的学者在忧虑文学的“文化潮”会影响到对于文学审美方面的研究,但是,从文化与文明角度来研究文学,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研究学科与方法,不管应当如何评价其历史作用,不承认其存在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恰如黑格尔所说,我们在研究一门科学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门学科是否存在,并且是否值得研究。在使用“文化诗学”一词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是文化诗学或是文明诗学?在现实语境中,它的所指与能指是什么?

      笔者认为,当代诗学理论中,其实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诗学体系,这两个诗学体系的认识论、本体论与研究方法全然不同。一个是以当代文化研究为理论依据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或是Culture Poetics),另一个则是传统经典为基础的“文明诗学”(Civilization Poetics)。西方因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引发的“文化诗学”其实与中国诗学中以古代经典如孔子诗论与《文心雕龙》为源流的历史“文明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前者是以西方对于俗世的现代文化关注为视域的,而后者则是东方文明所形成的一种诗学体系,无论时空观还是文化体系,都相距甚远。正如文化与文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明是不同的范畴一样。

      英国文化唯物论者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对西方语言中文化与文明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从历史与逻辑的意义上区分了两者的语义差异。他认为文化源出于“驯养,和对于自然物种的生长的照顾”。到16世纪之后,开始用于人类活动的全部范围,按照培根(Francis Bacon)的意见,这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和对于思想的濡养”(the culture and manurance of mind)。他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时代一同演进的。比如近代以来的文化,特别是在欧洲启蒙主义之后,文化范畴就有了历史意义的进化,反对普遍主义的、强调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区分文化的不同层次。这种历史观念对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也使得“文化”与“文明”范畴分化。文化重在表达人类的“理智的、精神的和美学的发展”,同时,它也包括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某个民族、某个时期群体理智的、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所以这种文化其实也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定义,包括了从无意识到人类意识活动的最高级形式、纳入了从人类学到美学的一切内容。[1] 至于另外一些有影响的涉及文化研究的学者如弗洛伊德,美国的亨廷顿等人,则主张一般可以不区分文化与文明,在同一意义上可以通用。

      笔者近年来也发表了自己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见解: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范畴几乎可以说是同时出现的,我们在《易经》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关于其中的“文明”的注释是:

      正义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广美天文人文之义,圣人用之以治于物也。

      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段话,它涉及中国文化的天人关系。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文明与文化的概念与西方同类概念正可以作一个比较。首先中国文化中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内在的蕴含性概念,不像西方那样很早就以独立范畴提出,此文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就包含了“文化”二字,成为最早的文化范畴的根源,但中国并没有使用文化这种概念。此外从含义来说也有差别,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中,都有一种天文与人文合一的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天文是相当重要的,天文先于人文的存在。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以后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也是从“天文”即自然之文发展到人文的。在中国文化中,天文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也是互为协调的,并不是互为对立的。相比之下,西方基本上没有天文的概念,文化只是人文的创造,表达出一种对于人文创造的崇尚,所以可说人文主义精神从古希腊起就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天文与人文的互为关照,“天人融合”与天人之间互为辩证的观念在中国则有一定的渊源。[2]

      笔者认为,英国学者伊格尔顿(T.Eagleton)在《文化观念》(The Idea of Culture)中曾经表达过一种很有见地的看法,即把文化看作是文明的实际形式,而文明则是人类发展的宏大叙事。如果从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历史来看,文化应当是物质形态,而文明则是意识形态;文化是现实的,文明则是历史的。我们说,中国的京剧武术等是中国的文化,而不是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指五千年的历史传统与经典。

      与此相统一的是:文化诗学,是一种特指,即以当代社会形态的构成如政治、想象、权力、话语、语言等因素的诗学表现所形成的诗学。而文明诗学,则是一种以历史阐释、考据与文献编纂为载体的诗学。同样,比较文化、比较文明研究与西方的“文化研究”之间也是相去甚远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明是以世界不同文化体系的历史源流与现状的研究为主的学科,而文化研究则是西方当代的一种理论,以时尚文化与文学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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