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裔美国学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是一篇重要的后殖民批评论文。斯皮瓦克从后殖民主义立场重新解读西方女性主义经典文本《简·爱》，分析了其续篇——英国小说家琼·里斯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女性主义批评通常认为，《简·爱》树立了一个具有强烈个性和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女性主义高大形象，斯皮瓦克却揭示出《简·爱》中隐藏的一种地道的殖民主义话语，简·爱个人见识的提高和高大形象的树立，是以牺牲被禁锢在阁楼上的疯女人、罗切斯特夫人伯莎·梅森为代价的。国内出版的几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文集，如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罗刚、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的《后殖民批评》，包亚明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后现代景观》和张中载、王逢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英文版节选本)都选用了这篇文章，由此可见该文章的重要性。笔者在读这篇文章的几个译本时，发现有的段落和句子的意思出入较大，甚至大相径庭，存在一些误读、误译，曲解原文信息的问题，需要探讨和商榷。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各种西方文论（注：关于对“文论”这个术语的界定和翻译，可参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张中载、王逢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导言部分。）就源源不断地被引进国内学界，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翻译。然而，有关学术期刊的论文大多是对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和评析，鲜见对西方文论翻译的研究，而文论的翻译具有其特殊性。袁锦祥曾经指出，这部分作品专业性较强，句子通常也较冗长，比较抽象晦涩，即使是操母语的读者，往往也要细加咀嚼才能看懂。翻译这方面的文字一般要求准确、通顺、易懂；准确放在首位。如随便意译，便会改变原意。译得过直，却又不通顺易懂，因此翻译的难度较大[1] (P129-130)。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斯皮瓦克的《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的三种译本中存在的一些误读、误译、曲解原作信息的问题为例，从原文的翻译目的、译文功能和译文读者等方面探讨西方文论的翻译标准。 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其核心是目的理论(Skopostheorie)。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规则就是“目的规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2(P27)。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是“处于特定文化中，具有特定的知识和交际需求的译文读者”。故目的论把翻译定义为“在译语文化中以满足译文读者的某种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一项活动”[3] (P241)。目的论肯定了译文读者的作用并强调了译文读者的重要性。目的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以某个接受者群体为对象，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某种功能。翻译的结果是译文，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的目的与译文功能，才能做好翻译工作，产生出理想的译作[4] (P78-79)。 从上述几部后殖民理论文集的前言或后记中可以得知，翻译发起者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掌握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5] (P3)。“进一步扩大当下大陆学界对西方语境下后殖民批评及其批评背后的文化现象之全面了解”[6] (P398)。其次，从译文读者方面来看，西方文论翻译所面向的读者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高等院校师生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这些读者需要第一手资料和准确的学术信息。文论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需要决定了文论翻译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信”字。因此，信息传译的准确性成为评价文论译本的重要尺度之一。 《三位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目前共有三个中译本。收在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里的这篇论文是王丽丽所译(以下简称“王译”)，收在《后殖民批评》里的是刘须明所译(以下简称“刘译”)，收在罗刚等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包亚明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后现代景观》里的是裴亚莉所译(以下简称“裴译”)。下面从三个方面试析上述译本中的一些误读、误译、原文信息未能准确传译的问题。 一、对原文及背景知识缺乏全面的理解 翻译中的大多数错误似乎都是源于对源语文本理解不彻底[7] (P1)。理解是翻译的关键，必须首先抓住对原文材料全面的、透彻的理解[8] (P5)。 例1.It should not be possible to read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without remembering that imperialism,understood as England' s social mission,was a crucial part of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England to the English.[9] (P146) 王译：如果我们忘了，对英国人来说，被理解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是英国文化表述的重要部分之一，那么，解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将是不可能之事。[10] (P108) 刘译：如果我们忘了，在英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乃英国文化主要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那么，我们便无法解读19世纪英国文学。[6] (P222-223) 裴译：阅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不可能不想起曾经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传教团的帝国主义，是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 (P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