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艺术史与视觉理论 或许，与文化有关的艺术(无论是美的艺术还是其他一些类型)的一般概念在当代理论上的中心问题是：一方面存在着精英的文化和艺术，它们基于以不同形式形成的价值观念，而另一方面，则存在着文化的各种产品，这些产品是些符号性的商品，并且在这一层面上，它们属于非文化和非艺术。从不同方面看，当我们涉及理论、讨论“文化产业”时，我们常常是仍然处于与阿多诺在1963年所处的情形之中，它们完全相同[26]。对抗之艺术的实际例子，比如理查德·舒斯特曼在他的《实用主义美学》(Pragmatist Aesthetics)(通过这本书，作者极力克服现代主义者所作的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划分)中所着力强调的hip hop音乐，在仅仅10年之中，就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的主流。正像哈尔·福斯特所尖锐指出的，“从历史向文化的这种转移，充分表明了一种——无意或者有意地——向作为守护性话语的人类学的转移”[27] (P104)。这种“人类学”是对罗戈夫关于“人类学的”模式的性质这一问题的答复：不是在决定其重要性的历史进程中考虑的文化制品，而是在人类制品与人类活动、自然与凝视的无限领域的多形态共时中来看待的文化制品，缺少了一种批评和可估价的姿态。 的确，在历史上，世俗的文化作品传入了艺术领域，但是，这本身只意味着二者之间的界线是能渗透的、可变易的和不确定的——即准则甚至在短暂的时间内也是不牢靠的和易变更的。正如流行文化的理论家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对于流行文化的作品而言，只有当它们就要烟消云散之时才会变得珍贵[28]，但是，即使就在那时这些作品的价值也主要被归因于审美，而非艺术的价值。 关于这一论题，乍看起来似乎像阿多诺和格林伯格之类的学者与厄内斯特·贡布里奇之类的艺术史家们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仅仅是第一印象而已；他们都是出于对以历史为基础的文化产品进行估价的需要。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辩论及评价的策略，传统的艺术史(由于美的艺术的重要作用，使它在当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注：真实情况是，与美术相比我们今天更多谈及视觉艺术，这一变化不仅仅归因于这类作品越来越具有多媒体的性质，而且归因于要求围绕估价问题。）)越过历史的变迁，在对某种艺术作品的保持和这种艺术品在文化与艺术史博物馆中所处的位置(由这种保持所产生)中来确定“价值”。在这方面，甚至诺曼·布莱森的观点也与这样一种立场没有分歧，尽管在他的《视觉与绘画》(Vision and Painting)一书中，艺术史的传统起点十分地摇摆不定。在《凝视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Gaze)(1983)这本书里，他要求“唯物主义者”的视角——但是，他认为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冲突的”。[29] (P12)布莱森在1983年理解的“唯物主义者”视角，或许从他的要求走向作为一种符号的作品的方法来看，是非常明显的： 作为符号的绘画，一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艺术史的基本设想；……符号出现的地方，是识别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领域；……符号意义的观念不可能与其在语境中的具体化相分离。[29] (P131) 而且布莱森进一步要求，“视觉”应该“与解释而不是感知重新组合”[29] (Pxiv)。 布莱森心里所想的，以及什么性质的论题危急攸关，这一切都在另一位艺术史家斯维特拉纳·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所作的陈述中清晰可辨。在论述委拉斯贵支(Velázquez)的绘画Las Meninas(这是一个有着众多矛盾对立解释的对象)以及米歇尔·福柯对其所作阐释的一篇评论中，她写到： 这里存在着……一种被创立为本学科自身解释性程序的结构性解释，使得像Las Meninas这样的绘画在艺术史的题目下简直就是不可思议。[30] (P31) 此外，在同一篇评论中，阿尔珀斯进一步地特别提到，需要“提出种种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图像的表现，即一种审美的秩序，同样与社会的秩序相接相合”[30] (P40) 布莱森对艺术史边界的拓宽和他提出的在社会语境中走近艺术作品的要求(这两者同阿尔珀斯的主张都是一致的)，与已经说到的根本不相同的那批作者的一系列著作恰好相合(或者说是随之而来)，这些作者们全神贯注于视觉化的社会调解，以及凝视、观看和视觉的各个不同方面、凝视的具体化、笛卡尔哲学的批判、视觉中心主义、视觉的与图像的转向，如此等等[31]，或者说，是开始着手处理政治的、性别的、种族的和社会的权力问题，因为它们已经物化在了图像的表现之中[32]。 在这样的分析和批评中，英美学者(尤其是在艺术史中)进入视觉主题的方法不乏先例，如罗兰·巴特于50年代就已经在符号学中加以展开。在收集成《神话学》(Mythologies)[33] 这本著作里的一系列论文中，以及在“图像修辞学”(Rhetoric of the Image)[34] (P40-51)这篇理论性论文中，巴特表明，图像以它所谓的“神话”的方式产生作用。如果我们比较林达·诺奇林(Linda Nochlin)发表于1988年的论文《妇女、艺术与权利》——在这篇文章里，她研究了“在一批从18世纪晚期直到20世纪的视觉图像中存在的妇女、艺术与权利间的关系”[35] (P13)，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早在20年前她就忠实地跟随着巴特的脚步。在其论文《图像修辞学》中，巴特为Panzani公司进行了一次商业性的符号学分析，从而促进了这家公司的通心粉和脱脂干酪的销售。在读者面前，巴特对这些产品表现的各种外延意义做了一个冗长的符号学的分析，同时，作者向我们展示着怎样把这些图像读作文本。或者就正如布莱森在下面所描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