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觉文化 1996年冬，在一个有关“艺术、理论、批评和政治”的刊物——《十月》(October)上，进行了一次面向艺术与建筑史家、电影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以及艺术家的问卷调查，在这次调查中，该刊编辑这样说道： 1.据说，“视觉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计划(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已不再以历史的模式(正如艺术史、建筑史、电影史等学科那样)进行组织，而是以人类学的模式来进行。…… 2.有人认为，“视觉文化”包含着与曾经给予早先那一代艺术史家——诸如里格尔(Riegl)与沃伯格(Warburg)——思想力量同样宽广的实践范围，而且把基于不同媒介的历史学科，如艺术史、建筑史和电影史，返回到这种较早时期之知识的可能性，对于这些学科的更新是至关重要的。 3.有人则建议，作为一种各学科间的成规，视觉研究的前提是一种刚刚形成的概念，即把视觉作为无实体的图像(disembodied image)，它在符号交换(sign-exchange)和幻像投射(phantasmatic projection)的虚拟空间(virtual spaces)中被重新建构。此外，如果该图像的这一新的范式最初是在精神分析与媒介话语(media discourses)间的交叉点上展开的话，那么，它现在就起着一种独立于特殊媒介的作用。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该建议即意味着，视觉研究正以其自身有节制的、学术性的方式，有益地为全球化资本(globalized capital)的下一个阶段提出课题。 4.而有人则提出，向视觉文化多学科转换的学术压力——特别是在其人类学领域——是与在艺术、建筑与电影实践内的类似本质的转移保持一致的。[1] (P25) 有许多艺术史家、哲学家和视觉理论家都对这份问卷调查做出了响应，例如：斯维特拉纳·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迈克尔·安·霍利(Michael Ann Holly)，马丁·杰伊(Martin Jay)，斯蒂芬·梅尔维尔(Stephen Melville)，基思·莫克西(Keith Moxey)。从他们的各色答复中，那种类似的对于视觉文化颇为心神不安的姿态显而易见，正如从《十月》这本刊物的编辑们提出的问题中所显现的那样。在几年之后出版的一本论视觉文化的重要“读本”中，爱瑞特·罗格夫(Irit Rogoff)以有些嘲讽的口吻(正如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忐忑不安)对后者进行了评论： 或许，表示如何使对未知“好奇”这种形式发生动摇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给予警示——这种警示似乎是由“视觉文化”这一新兴领域明显显现出的体制形式引起的。《十月》这本学术性刊物的新近一期，就含有一份对这个新出现的领域进行质询的课题问卷调查表。调查表中所有要求被调查者回答的陈述都显示出某些深刻含义的丧失——即历史特征和实质性的基础，以及品质与优异之固有观念等等的丧失，——提出这些方面(问题)的编辑们似乎把这一切看作是指导他们行动的最基本的航海法则的丧失。显然，这些警示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曾经通过某种被称作“人类学模式”的东西而渗透进艺术史领域。[2] (P18-19) 作者以同样的语气继续说道，《十月》的编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对于优良有加的传统艺术史侵蚀的忧虑”[2] (P19)。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向：爱瑞特·罗格夫(Irit Rogoff)透露，这本刊物的编辑们都情投意合，并且其投稿圈子里的作者也都是那些熟稔这本赞同种种欧洲大陆理论刊物的人，这些欧洲大陆理论对于该刊物自身的知识的发展曾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她(——指该刊物)对这份问卷的内容作出了讽刺性的评价。 那么，这些欧洲大陆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理论是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与解构)，当然，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自70年代以来，这些理论以新的理论与哲学的模式注入美国的文化和学术环境(首先是在文学研究中)。随后，所有这些都成为视觉研究及其论题——即视觉文化——在理论上的支持。尤其是从70年代末以来，这些理论上的“传染”(contamination)蔓延开来，在美国和英国的文化与艺术领域产生了理论反映。也正是在这些出发点的基础之上，《十月》这个刊物诞生了，30多年来，它一直扮演着美国先锋派与新先锋派艺术在知识和批评上的核心角色，无论它是现代主义的或者是后现代的。诸如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或者本雅明·H.D.布克洛克(Benjamin H.D.Buchloch)之类的作家，正是他们，批评性地表现了一种转变和过渡，即从美国的抽象现代主义(abstract modernism)、新达达主义(neo-Dadaism)或地景艺术(land art)向谢里·莱文(Sherrie Levine)、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或玛丽·凯利(Mary Kelly)与那些更近一些的试图重新评价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已经受到了“现代主义”哲学家如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和约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批评]以及曾经批评现代主义的批评家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和迈克尔·弗里德(Michael Fried)的后现代作品的转变和过渡。他们的目的是在美国新先锋派中发现一些抵抗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