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

      1 引言

      现代汉语包含个体量词／单位词的数量结构，无标记的语序是“数＋量＋名”（“一匹马”、“两斤肉”）。而在上古汉语里，数量短语（“数＋量”）相对于名词的位置最常见的是“名＋数＋量”（“马千匹”、“金千斤”）。那么汉语“数＋量＋名”格式是如何产生的？以往的研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初步结论是：

      1)先秦汉语中单位词本来就有“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和“名词＋数词＋单位词”两种语序，这两种结构在句法、语义和话语功能上有显著的差别：前者是描写性的，其中“数词＋单位词”是名词的修饰成分；后者则是计量性的，其中“数词＋单位词”是句子（或小句）的述谓成分。

      2)西汉前后，“数词＋单位词（＋之）＋名词”中属格标记“之”的脱落以及其他数词的渐次进入，诱发“数词＋单位词＋名词”获得实际计量的功能；另一方面，伴随着“名＋数”格式的逐渐衰落，“名词＋数词＋单位词”在中古以后变成有标记的格式。

      3)两汉时期，个体量词作为一种语法范畴产生后，受“数词＋单位词＋名词”格式的类推而开始形成“数词＋个体量词＋名词”格式；并由此形成“数词＋个体量词＋名词”与“名词＋数词＋个体量词”两种语序的竞争态势，最终在唐宋以后，“数词＋个体量词＋名词”变成汉语包含个体量词的数量结构的优势语序。

      2 有关“数＋量＋名”格式来源的几种说法

      关于“数＋量＋名”格式的来源，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是，这种格式源于“名＋数＋量”结构中数量短语（“数＋量”）的移位，即“数＋量＋名”〈“名＋数＋量”。（参看刘世儒，1965；Peyraube，1991、1998；贝罗贝，1998；洪艺芳，2000；李宇明，2000）（注：此外，有些学者虽未明言“数＋量＋名”格式源于“名＋数＋量”格式中“数＋量”短语的直接移位，但仍从不同角度主张“数＋量＋名”的出现与“名＋数＋量”的演变有关，如屈承熹(1984)、沈培(1994)以及张延俊(2002)等。）

      刘世儒(1965)是首次系统讨论数量短语（“数＋量”）移位的文献。刘先生在谈到“南北朝数量词和名词的组合规律”时指出：“在先秦时代，数量词对于中心名词的位置基本上是以后置为原则的。……到了汉代，词序有了发展，但也还是可前可后，没有一定的规格的。……数量词开始转向于以前附于中心名词为原则，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事。”（刘世儒，1965:44-45）“数量词移向中心词前边，在南北朝时期，这是主流。”（刘世儒，1965:48）刘先生还进一步从功能观和目的论(teleology)角度阐述“数量词移前的优点”及动因：“数量词的移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这样移前可以使汉语语法的规律性更加严整，有助于明确地表达思想。”（刘世儒，1965:46）

      主张“移位”说的另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是贝罗贝。贝罗贝先生对汉语量词的演变做过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Peyraube，1991、1998；贝罗贝，1998）。在Peyraube(1998)里贝罗贝先生将汉语的数量结构分为七种格式：(A)Nnm+N（“一牛”）；(B)N+Num（“虎一”）；(C)+Num+（“羌十人”）；(D)N+Num+MW(“贝廿朋”）；(E)N+Num+CL（“马三匹”）：(F)Num+MW+N（“一杯羹”）；(G)Nnm+CL+N（“一株松”）。贝罗贝先生主张，“数词＋单位词＋名词(Num+MW+N)”格式来自“名词＋数词＋单位词(N+Num+MW)”，即在上古晚期（公元前5-3世纪）发生了下面的语序变化：

      (1)N+Num+MW＞Nnm+MW+N

      另一方面，G类的“Num+CL+N”则源于E类的“N+Num+CL”，其句法过程同样是数量短语的移位，即在中古晚期（公元7-13世纪）发生了下述语序变化：

      (2)N+Num+CL＞Num+CL+N

      与“移位”说相对立的意见则主张，汉语历史上并不存在数量短语的移位，“数＋量＋名”其实来自“数＋名”。（Drocourt，1993；谭慧敏，1998）

      Drocourt(1993)认为，“Num+MW+N”与“N+Num+MW”历史上并无关系，因为二者在句法、语义、话语等层面具有完全不同的限制和功能：名词后的单位词严格来说表达的是实际的数量信息(quantification)，并且往往显示新信息；这些单位词用于同位结构，通常出现在“清单”(enumerative lists)类话语环境里，强调数量(number)的重要性。相反，名词前的单位词往往显示已知信息，其语义在很多情形下已经弱化；它们往往出现在文学性较强的语篇里。正因为这两种结构的功能和限制不同，所以二者通常不能互相替换；相反，它们在语篇里常常同时出现。而两者出现次数的多寡主要决定于文献的文本性质（注：引自Peyraube(1998)。）。

      基于上面的观察，Drocourt(1993)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N+Num+MW＞Ntim+MW+N”这样的语序演变。相反，她主张，“Num+MW+N”直接来自“Num+N”，就像“N+Num+MW”来自“N+Nam”一样。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