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言语学的名称好像是越来越响了。2002年由武汉大学和国家语言研究所联合主办、三峡大学和湖北师范学院协办的“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言语是和语言相对应的，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自然，言语学就应该是关于言语的学问。言语学提法在中国倒也出现得挺早，1930年王古鲁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书就叫《言语学通论》；1931年沈步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叫言语学概论。其实他们的言语学与现在我们提到的言语学并非同等的概念。现代的言语学的概念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我们无可查考，我们只知道对语言和言语进行最全面论述的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但是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却没有言语学，只有言语的语言学（我国普通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方光涛教授也坚决反对言语学的提法）。为什么索氏不直接说言语学，而说言语的语言学？我们觉得必要对言语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两个概念做些分析。 一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1](P37)。关于言语，索绪尔异乎寻常地强调了两次：1.“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1)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2)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1](P42)2.“言语是个人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1)说话者赖以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2)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1](P35)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贯坚持言语具有两方面，即说（写）和所说（所写），反对有人把所说（所写）从言语概念中剔除出去。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术语单一性的问题，而是涉及语言学基本矛盾的问题。也涉及言语的语言学的开拓问题。[2]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索绪尔说：“毫无疑问，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的：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1](P41)语言系统是从言语实际中提炼出来的，每个人的言语事实又离不开语言系统，它们是互为前提的。从历史上看，言语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先有言语，后有语言。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具体的。索绪尔强调言语是纯个人的说法是应该商榷的。因为言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言语其实也是有规律的，它必须按照语言规则去进行。 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索绪尔又提出了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他提出“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1](P42)。他的学生《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纂者说，“他曾向第三度讲课的听课者许过愿。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后的讲课中无疑会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但是“诺言也没有能够实现”[1](P14)。我们认为，语言的语言学是一种关于工具（即符号系统）及工具内部的相对静态的语言学；言语的语言学则是一种人在不同语境中运用工具的过程及结果的相对动态的关于语言的语言学。我们认为，应该好好考虑的是：言语的语言学的“言语”在索氏“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三个概念里，到底是指“言语活动”还是指“言语”？这一问题已经在岑运强的两篇论文《言语的语言学之由来、实质及意义》和《言语的语言学的界定、内容及研究的方法》里得到初步解决。岑运强认为可以有以下两种处理方法，即：1.言语的语言学是指“言语”，这种理解似乎比较符合逻辑，因为言语活动既然再可分为语言和言语，那么语言的语言学就应该指语言，言语的语言学就应该指言语。但我们认为，这里的“言语”应该改造为不但具有社会因素，而且具有个人因素，因为言语既然是说和所说，就不可能“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1](P42)。实际上每个人在说的行为时不可能离开语言这个工具，每个人的所说也必然包含语言的要素。2.言语的语言学指“言语活动”，这种理解比较符合书中的事实，即索氏一再强调的，言语活动是异质的，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1](P30)。但也应强调这种活动包括行为与结果两方面。相比之下，似乎第2种说法更符合索绪尔原意。 尽管索绪尔强调言语的个人性，但他许诺要建立的是“言语的语言学”却从没有说过建立“言语学”。他有一句非常值得重视的话：“说话者的活动应该在许多学科中研究，这些学科只有跟语言有关，才能在语言学中占一席之地。”[1](P41)如果用他的观点看，个人的言语只能是纯个人的行为和结果，它可以在许多学科中研究，但如果与语言无关则在语言学中毫无意义。所以在索绪尔的学说里，言语学是不能成立的，成立的只能是言语的语言学。 言语是说（也可以扩大到写）和所说（也可以扩大到所写），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存在言语的问题。政治学研究政治言语，文艺学研究文学言语（包括作家的言语和作品的言语），历史学研究文献中的言语，数学、物理等等都研究言语。但是，如果谁说这些都是广义的语言学，恐怕没有人会同意。因为政治学是透过言语看政治，历史学是通过言语研究历史，文艺学是通过言语的研究探求文艺创作的规律，他们都不是以语言的研究为目的。所以，言语学如果不经过严格的界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凡是用语言描述的学科，无例外，都是“言语学”。所以，知道了这一点，再回头看索绪尔的话：“这些学科只有跟语言有关，才能在语言学中占一席之地。”是不是觉出了他的伟大？ 研究必有研究材料和目标，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以言语为研究的材料的，而目标当然不可能一样，否则就不能说是不同的学科。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学可以分为两种：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静态的语言的语言学是以言语中不断被运用的句子以下的单位为自己研究的材料，它的研究目标是语言的系统这个工具；而动态的言语的语言学以句子以上的单位为材料，研究的目标是人运用语言工具的过程与结果的规律。在索绪尔看来，言语的语言学不但可以成立，而且在他将来讲课中无疑将占有一个光荣地位。 有人也许会说，言语学还是言语的语言学，叫什么有什么所谓呢？知道是那么回事就行了。其实，名称问题不独是名称的问题，它关涉到人们对概念的理解。古人说，名正言顺，名既不正，学科的建设也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一，如果叫言语学，人们很容易把语言学的领地无限制的扩大，从而造成这也语言学那也语言学的问题（如上面说的政治学、文艺学、历史学、物理学都表示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着手解决问题，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语言学的完整对象；处处都会碰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只执着于每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冒着看不见上述二重性（指语言和言语——笔者注）的危险；要么同时从几方面去研究言语活动，这样语言学的对象就像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1](P29)。所以，“要解决这一切困难只有一个办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1](P29)。后来的事实证明，索绪尔的话是正确的。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的语言学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语言学成为能与自然科学比美的领先的学科。语言的语言学是语言学中永恒的话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永远只能在语言的语言学打转转，而应该大胆跨入言语的语言学无比宽广的领域。言语的语言学应该与语言的语言学同样重要。今天的语言学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是“非索绪尔时代”，或“片面的索绪尔时代”或“部分的索绪尔时代”！而是“全面的、准确的索绪尔时代”[2]。所谓全面、准确就是既要正确处理好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又要正确处理好语言学内部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不是言语学）的关系，以及语言学内部各种语言学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