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长期受到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关注。在语言学领域，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语言普遍论(Linguistic Universal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之间的分野。语言相对论的代表人物D.L.Whorf提出“语言与思维相互联系的假设”——个人所讲的某种语言会影响他的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一部分，而思维又可称之为“语言思维”或“概念思维”；人类的认知共性是语言思维的基础，思维受制于语言是人类认知的共性，语言学的目标和任务是寻找不同语言的深层规律，重建人类共同的原始语言，或者完善一种较为理想的、以声音的原始心理意义为基础的自然语言。（Ellis,J.M.,1993:55-65;Enfield,N.J.,2000:125-157;Lee,P.,1994:173-191;1996:115；高一虹，2001:24-31）语言相对论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促进了学术界对一系列与语言有关的研究，成为一些新兴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石。（高一虹，2001:26）Whorf有关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思想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认知语言学的众多学者和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语言相对论的思想和观点，他是当代认知语言学思潮的先驱人物之一，（Lackoff,G.,1987:330；高航，2002:16；高一虹，2000:185）为当代认知语言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具有多科性和实证性特征的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和演化正是吸收人类科学研究成果的各种有益思想和观点的结果。（卢植，2003:7;2004:294） 2 语言相对论 从哲学角度看，语言相对论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Whorf的语言研究方法继承了经验主义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经验论的方法。在其语言研究实践中，Whorf希望确定不同语言的意义系统。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语言外部来寻找某种共同标准。如果这种共同标准在客观现实中寻找不到，那么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感知系统中噪寻找。Whorf还受到了人文主义大师洪堡特的影响。洪堡特认为所有的语言，除了具有普遍性，还有一些独立于语言的概念，“大量的概念，大量的语法特点，紧密地交织成了某一语言的独立个体，这个语言个体不能被看作是一条共同的线，也不可被任意曲解地换成其他种语言”。(W.von Homboldt,1963:16-17)这就是说，语言是语言共性和语言个性的统一体，语言的普遍性和特异性是共存的。Whorf也受到了他的老师Sapir的影响，Sapir指出“……很多人们可以思维、可以推理的情感，如果没有语言，一切都将成为幻影。幻影亦有多种因素，最简单的则是不能在想象和思维中间划分界线。”(Sapir,E,1992:15-16) Whorf认识到自然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在语义结构中存在着极大差异，他试图通过语言对比分析方法和对非英语语言的实证研究去揭示和探讨这一点。他相信语言之间的差异会显著地影响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因此，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本质作出详尽的说明。Whorf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对于思维的整体建构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每一种语言的语言系统的背景（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再创造性工具，其本身就是思想的塑造者，也是个体思维活动的程序和向导——思想的构造不是过去严格意义上所讲的独立过程，而是特定语法的一部分，在不同的语言中间或多或少有所不同。(Whorf,B.L.,1940:212-213) Whorf也承认语言以外的认知加工程序如记忆、注意和感知等的存在，但是，他认为语言思维是使人类认知具有区别性的主要成分。J.M.Ellis(1933:57)评论某些批评家对Whorf语言相对论的观点时指出：“只有当理论家们把语言从思维中分离出来使用时他们才能进一步去谈论一个对另一个的影响，……语言的使用正是思维的外在形式……”在Whorf看来，语言和概念思维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一个公理。Whorf的这一观点是从他对语言特指事实的描述中表现出来的，他强调的是“语言中固有的思维的复杂性”：很多美国印第安语言和非洲语言都丰富地蕴含了对因果关系、行为动作、结果、动态活动特征、经验的直接性等逻辑思维的精确区分，所有这些思维的功能事实上都是理性的最高形式。(Whorf,B.L.,1937:80) 20世纪30年代，Whorf在美国从事了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他把语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音位学上和形态学上，通过对土著印第安语霍皮语的研究来揭示语义和语形之间的联系，进而发现了语言与思维之间的有趣联系。当时语义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语言学界甚至于对意义问题的研究漠然处之，布龙菲尔德认为意义不能用科学方法研究，整个知识界对Whorf的思想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在1953年的题为“语言和文化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的交叉学科会议上，Kroeber（参见Hoijer,1954:235-236）谈到，尽管学术界正试图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但是一位语言学家正在将我们一直考察的语义学方面从语言学的纯粹形式中剥离出来；如果语言和文化这一学术领域得以发展的话，我们则需要对语义学研究做更多的工作——在我们开始谈到文化与语言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内在联系时，我们不得不展示语义学的价值。上述论点是对Whorf的思想和研究工作的一个肯定性评价。当时尽管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世界观、道德信仰、文化取向等与语言—文化有关的话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对语言学家的贡献的衡量主要是依赖语言学方法处理语义资料的能力，而在当时，语义研究的工作并不是十分发达，尽管Whorf没有系统提出语义学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在对北美土著语言的研究中所发现的有关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语言的语义系统差异等现象，推动了后来的学者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实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