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语言系统中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词汇学、语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由于汉语的词与字（语素）存在着严重的纠葛，所以提取和确认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就成为长期困扰汉语研究的一大难题。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一书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观点[1]，为解决这一难题，深化对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认识，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引起了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其字本位理论本文仅就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1 徐先生经过近20年的研究探索，找到了汉语结构的基点——字，并以此为突破口，阐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为语言理论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他认为，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的，虽然它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也给汉语的研究带来了“印欧语的眼光”，导致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汉语的结构。徐先生对百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提出印欧语系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始终是语法；而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是语义。并且强调，“字”与“词”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涉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改造，涉及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语言结构的差异，是由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发展道路。 字本位是徐先生的理论核心，也是他认识汉语特点的基础。他呼吁应该以“字”为研究汉语的基础结构。他把“字”定义为：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在徐先生的理论中，“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单位，也是一级最重要的语言单位。因为在他看来，汉语中没有与印欧系语言中word相对应的一级单位，所以“字”和“词”不仅仅是一字之差，而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观、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能否解决汉语由于基本结构单位不易确定而带来的一系列麻烦，关键在于他的理论及其依据是否完全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他的各种结论的推导过程是否完全合理。我们把徐先生的基本观点及其依据和推导过程大致概括为以下4点： (1)“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字”不光是写出来的字，也是嘴里说的字，平常人们说“吐字清楚”、“字正腔圆”、“咬字不准”中的“字”指的是字音；而《文心雕龙》“夫人之立言，积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2]，陈佩斯、朱时茂小品“只有一个字：不服”，电视主持人杨澜语“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惊心动魄”，这三句话中的“字”则是指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写出来的字仅仅是把这种心理现实性书面化而已。[1]11-12 (2)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个，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不可能一个领域一个“本位”。“字”是汉语结构的本位，在结构关联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是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的交汇点，一切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它对各个层次的关联方式都是以“1为基础的“1=1×1”的层级体系，形成“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基本结构格局。[1]125-127 (3)根据汉语语言编码形、音、义三位一体和书写单位、听觉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的情况推导出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则。字有理据性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顽强的表意性，从汉语中借词的命运可以证明“字”的表意性，即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语法构词规则，对于那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改造，使之意译化，如古代借词“狮”、“佛”、“罗汉”等，现代借词“啤酒”、“卡车”、“卡片”、“酒吧”等。[1]47-52,135-142 (4)根据汉语理据性编码机制和印欧系语言约定性编码机制的不同，推导出两种语言结构的原则差异和语言的两种类型：汉语的突出特点是语义，属于语义型语言；印欧系语言的突出特点是语法结构，属于语法型语言。语法型语言重点研究“主语—谓语”的结构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而语义型语言的研究重点是有理据的字，突出语义、语音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讲主、谓、宾和名、动、形之类的语法。[1]52-55 2 对上述“字本位”理论的几种基本观点及其依据和推导过程，我们简要分析如下：(1)徐先生说“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心目中，“字”的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书写单位，有时也把它看作一个语音单位。正像赵元任先生说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2]248“我说的社会学的词就是‘字’。不光是写出来的字，也是嘴里说的字，如‘你敢说一个“不”字！‘词’，也就是语言学的词，我管它叫句法词，这对一般中国人说来是个不熟悉的名字。比如‘现在’，是个词，但是如果有人要问这个词的意思，他总是说：‘“现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3]78-79正因为汉语一个音节就是一个字，所以人们常常把发音叫做“吐字”或“咬字”等。这说明在人们心目中，“字”既是书写单位，又是语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