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本位”作为一种全新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从徐通锵先生最早提出，到现在已有了十多个年头，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内对外汉语教学界以至中国外语教学界的关注，赞扬声和批评声都不绝于耳。这些对于“字本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们认为，一种新的理论提出来，最根本的是要能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必要性、合理性、现实性和独特性。“必要性”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论证这种理论的历史价值；“合理性”是从学理的角度论证这种理论的科学性；“现实性”是从现实的角度回答这种理论的应用性；“独特性”是从实践的角度回答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的优越性。换言之，这四个方面也就是一种理论的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回答这四个问题，也就是对一种理论的深层的哲学思考。只有经过这样的思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一种理论。本文即想就这四个方面对“字本位”理论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一 “字本位”的认识论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字本位”？这一理论对语言学科的建设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字本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从《马氏文通》引进西方语言学、语法学理论以来，第一个真正本土化的汉语语言学理论。我们充分尊重外来理论的价值，毫不怀疑“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坚信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道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事物内部，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汉语语言学要发展，其根本动因必须而且只能从汉语内部去找；西方语言学理论由于在其建立过程中没有认真考虑过汉语，没有经过汉语事实的检验，因此对于汉语语言学来说只能是“外因”，要让它真正起作用，必须首先认真发掘汉语的“内因”。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汉语事实相结合”。但正如吕叔湘先生说的，“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我们经常看到的做法是拿一个西方理论过来，换上几个汉语例子，理论体系、结构框架、描写程序等等，全部是照搬西方的。一部20世纪的汉语语言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一部历史，这有吕叔湘、张志公、朱德熙、徐通锵、程雨民等许多先生的言论为证，限于篇幅，这里只引吕先生广为人知的一段话： 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从80年代下半叶起，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为汉语语言学另找出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理论，如“中国文化语言学”、“汉语语义语法论”、“汉语韵律句法学”等等。“字本位”理论并不是这些理论中最早的，但却是近几年最受争议、支持和反对也最集中的理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触动了“结合”的根本。依我们看来，“结合”的根本在于实现立足点的转移，变从西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学理论出发为真正从汉语出发，这是百年来汉语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立足汉语”这句话以前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但真正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转移的只有字本位理论。从习惯于百年汉语研究“传统”的人看来，这一理论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而从汉语研究发展的角度看，字本位理论的认识论价值却正在于此。循着“西体中用”路子走的汉语语言学已经走了一百年，迄今未见走通；那么，尝试一下“中体西用”（这里是借用一下，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字眼）的路有何不可？要尝试“中体西用”，先要找出汉语研究的“本体”在哪里，“字本位”就是一个寻找汉语研究“本体”的理论。所谓“立足点”的转移，就是指研究本体的转移。汉语研究归根到底要解决汉语的问题，要有适合汉语自身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替别人的理论作注释。 强调立足点的转移，建立以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学理论，肯定会涉及一个语言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有些人似乎怕提“从汉语出发”，怕强调“汉语特色”，似乎这样一来，就会有违于“世界语言研究的大势”，而只有“不断引进”，才能使中国语言学赶上国际语言学研究的潮流。这是在认识上的又一个误区。字本位在理论上的又一个价值，也正是希望打破这个误区。对待共性和个性问题，字本位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有两点认识。 第一，什么是共性？共性不是先验地推断出来的，而是从个性中抽绎出来的；“一般”是从“特殊”中概括提炼出来的。被概括的特殊事物越多，提炼出来的共性就越可靠。普通语言学是从人类全部语言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被概括的语言越多，这个理论就越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现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在印欧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印欧语言而言，这个理论有相当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但这个理论没有能够概括进汉语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语言的特点，因而又是有限的、不够“普遍”的。我们不要光看到现在的普通语言学教科书后面都列了一长串世界语言的名称和分类，列出名称不等于进行过深入研究。事实上，印欧语之外的绝大多数语言都未经或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本族语言学家参与的研究。我们只有看到现行普通语言学的这一两重性，即它既有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意义，而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才能看到普通语言学本身的发展之路。可以这么说，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印欧语基础上建立的普通语言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已经不多，真正的、全人类的普通语言学发展的前景在于加强对非印欧语语言的研究。而这一研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现有的以印欧语为基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出发，去“解释”各种非印欧语的语言事实；一种是从各种非印欧语的语言事实特别是有别于印欧语的“特点”出发，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东西来，丰富、充实普通语言学的内容。我们认为后一条才是普通语言学发展的根本之路。能够包容进汉语以及世界其他许多语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肯定是会比现今的普通语言学更全面、更先进的理论。中国语言学者要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和气概，要有魄力和能力来完善、改写现在的那种并不“普通”的普通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