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使役动词及其相关的句法、语义结构

      江蓝生指出“所谓使役，是指动词有使令、致使、容许、任凭等意义”。[1]221本文所指的使役性动词包括原型使役动词（动词本身大都含“致使”义）：“使”、“令”、“遣”和非原型使役动词（动词本身不含“致使”义）：“教”、“放”、“让”、“叫”等。（注：“给”由“给予”义引申有引介对象的用法，在清代中期的《红楼梦》又有使役用法(giving causation)，甚至于表“被动”。因产生时间较晚，本文不作详细论述。桥本万太郎说，从理论上讲，“给予”这个意思很容易引申为“给对方让有机会做什么”、“容让”等义。参见桥本万太郎：《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近代汉语中典型的使役动词，如“使”、“令”、“遣”、“叫”、“让”，已经没有“动作义”或“变化义”了，进入使役句式后，动作义明显弱化，表现出明显的语法化倾向，只有“使令、致使、允让、任凭”等较为抽象的关系义，在语法上主要起引介施事成分作用的轻动词。（注：使役结构中的“使”和“让”等词既不属于介词也不同于兼语式中的实义致使动词，而应分析为表示单纯致使意义的“轻动词”（参见沈阳、何元建、顾阳：《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英语中类似的词有：get/have/make。它们的存在，表明使役义已经语法化了，属于语法范畴。）学界曾有专题的论述，如冯春田对近代汉语时期使役句的用法、（注：参见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文泽对宋代兼语句的用法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描写。（注：参见李文泽：《宋代语言中的兼语句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本文将从历时的发展轨迹中探究各个使役动词产生时代、使用特点等问题，探求近代汉语使役句的特征。

      一、使役句中的使令动词

      使役性动词的语义、语用在不同的情况下同样具有强弱的差别。这就导致了原型使役动词“遣”、“命”、“使”、“令”与非原型使役动词“教”、“让”、“叫”、“交”在词义演化过程中的不同。

      （一）使、令、遣

      “使”、（注：上古与“使”用法相近的动词有“俾”，但因用例少，故本文不加论述。

      ）“令”、“遣”属于“派遣、命令”一类的原型使役动词。“使”、“令”、“遣”这类使令动词出现后，汉语句法也随之有了调整，出现了所谓的兼语式使令句：是发号施令者，“”是受使役的对象，又是“”的施事）。其中本身表致使动力的特征很明显，表“派遣、命令、差使”的意义，动作性很强。“使”和“令”的使令意义是自上古汉语便已经存在的旧有形式，较“使”和“令”出现时期稍晚的原型使役动词是“遣”，由于它们词义所表达的使役力强硬，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特征明显，随着词义的不断虚化，由使令动词发展成为致使词，故放在一组讨论。

      1.使

      上古就有有时可以省略），如“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左传·隐公十一年》）。句中“使”不再表“派遣”、“使用”的动作意义，如：

      (1)既往既来，使我心疚。（《小雅·大东》）

      (2)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天论》）

      (3)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史记·滑稽列传》）

      洪波指出在西汉以前，使成式中的“使”为自主的使役动词，整个句子表示的是施动者有目的的使成事件，使令动词要理解为“让”；在公元一世纪以后，使成式中的使令动词“使”不仅可以是目的性的“让”，也可以是致因性的“致使”、“导致”。如“有扣头而死者，未有使头破首碎者也”（《论衡·儒增》）。（注：参见洪波：《使动形态的消亡与动结式的语法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4页。）

      随着 “使”字句的大量使用，中古以后“使”的致使义成为主要用法，句式结构为：“致事者＋使（致使／导致）＋当事者／客事者＋（＋其他成分）”。句中“使”动作性减弱，“”动作义不强，多为情感动词(7)、心理动词(5)、不及物动词(4)、形容词(6)等，“使”的主语中“自主性／施事力”减弱，经常是一些非常抽象的事物或名物化成分，施事性较低（多表致事起因），整个句式不是表示一个高及物性的事件，而是指在一定使因的作用下发生某种变化，受整个句式句法语义的影响，的施事性特征非常低，相反却表现出较高的受事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