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引言 以前我发表《吴语中的闽语成分》一文（丁1988，1998），根据平阳蛮话和丽水方言“端知不分”的现象和若干闽语的词汇，提出一个想法，认为浙南的吴语方言具有闽语的底层，从历史层次的角度试着解释吴语与闽语之间的关系，同时从语音和南朝口语及当时“吴歌”的词汇说明：“南北朝时代的吴语就是闽语的前身，而那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来源。”其实早在1983年，罗杰瑞就已经从闽语的十四个方言词推断闽语有来自古南方汉语的可能，他说：“the Min dialects derive from an ancient southern variety of Chinese.”（Norman 1983：209），并且在一个注里说明古吴语和现代的吴语并没有直接承袭的历史关系。周振鹤和游汝杰研究移民史，也说汉末到晋初福建的移民来自江南浙北，那时的“福建方言即是当时的吴语”（周、游1986：38—39）。可以说这是学术界在接近的年代从不同的方向得到的一个共识。王福堂（1999：69）也说：“从目前吴闽两方言的重要共同点引出现代闽方言是中古吴语继承者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说法。” 最近鲁国尧先生提出质疑，他认为：“南下到江淮地区的北语是江淮方言，亦即下江官话的前身。四世纪前本北抵淮河，东晋南朝后退居今常州以南的吴语与现代吴方言一脉相承。”（鲁2002：549）这是一个不同的看法。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足具论。”鲁先生说，这个“深弊”究竟指的是什么问题，实在是一个“千古之谜！”现在我想就这两个问题提出几点证据，作进一步的厘清。 壹 颜之推所说的“深弊”是什么？ 我们细细玩味《颜氏家训》这几句话：“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足具论。”其实他所不具论的“深弊”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南北方言混杂着吴越和夷虏语言的成分，从颜之推追求汉语“正音”的态度来说，这当然是“深弊”。 何大安（1993）曾专门讨论六朝吴语的层次。根据文献的材料，他认为六朝吴语从来源上可以分析出四种层次：（1）非汉语层，（2）江东庶民层，（3）江东文读层，（4）北方士庶层。其中“非汉语层”可能指越族或山越的语言。他引用陈寅恪（1943），说明这种说“非汉语”的越族分布在被六朝史籍称为“吴”的地区。我很相信他的论断，这也就是《颜氏家训》“吴越”一词的意义。 “非汉语”的成分夹杂在汉语之中，自然是“深弊”，以当时颜之推的了解，相信要弄清楚这些“非汉语”的问题，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只好不具论。对于这几句话的问题，鲁先生的长篇解释可能求之太深。 贰 六朝吴语的层次问题 何大安说：“东晋南朝吴语中的两种语体，一为土著吴语，一为南渡北音，系统上并不相同。南渡北音，也就是北方士庶层的负载者，就共时的平面而言，这一层集中在士人阶级。但是前文已经说过，士人阶级原来就有江东文读层的一面。所以士人阶级也有北方士庶和江东文读两系统的并存。这两种系统的交融，产生了后来大部分为《切韵》所本而为唐人批评的‘吴音’。”（何1993：872）我相信他这里所说的“吴音”就是今天吴方言的祖先。 至于“江东庶民层”就是“土著吴语”，何大安举出几种语音上的特点：“耕阳”合流，“齐仙”不分，“监元”无别。他并以今天的吴语方言为例，似乎认为江东庶民说的方言就是一种类似今天的吴语方言，这一点跟我的意见并不相同。第一，既然“土著吴语”和“南渡北音”系统不同，如果“南渡北音”是“吴音”，而“土著吴语”就不该还是“吴音”。第二，证明语音特点的文献也许有别的解释的可能。第三，他用的文献中有一条引《后汉书》徐登传，其中提到赵炳“梧鼎而爨”，这个指称锅子的日常用语“鼎”正是闽语特殊的词汇。① 整体说来，我同意何大安的分析，认为南北朝时代有四种层次，只是其中“江东庶民层”所用的语言可能是闽语。 叁 语音的证据 我认为吴语有闽语的底层是从语言本身的证据来立论的，以前主要的根据是浙江西南的吴语有“端知不分”的现象，不是零星的几个字，而是成系统的材料。②近年来我们对历史层次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对吴闽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分析。郑张尚芳（2002）指出浙南吴语和闽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深层的联系，他认为“闽语与吴语现在面貌很不相同，历史上却都是从古江东方言发展出来的。”陈忠敏（2002）更进一步证明吴语跟闽语有层次的对应。③ 这里我就来介绍他文章的要点。 陈忠敏主要讨论虞韵字在吴语和闽语中层次的对应。他说：“虞韵的韵母有层次分别的方言可能只是存在于吴语西南角处衢片的一些方言里。”他发现吴语和闽语虞韵字的读法各有三个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彼此对应，以开化话代表吴语，以福州话、厦门话代表闽语，层次的关系可以呈现如下： 开化话福州话厦门话 第一层 i
ieu iu 第二层 u
，y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