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1-0103-11 一个民族对自己语言文字的研究，作为本民族文化的前研究和基础性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语言研究作为人类认知科学的焦点问题之一，已跻身于国际人类前沿科学计划(Human Frontier Science Program简称HFSP)的重点内容，其学科先导地位亦毋庸置疑。随着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和作用不断增强，汉语学既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也迎接着新的挑战。20世纪现代汉语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学对现代西方各种语言理论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汉语语法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也很难否认，由于缺少包括整体内容的汉语理论层面，百年来在汉语具体实证研究背后的西方理论前提一直隐蔽地强制性地发挥着作用，这使得共性与个性、现代与传统、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矛盾成为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基本矛盾。那么西方语言理论究竟能否成为汉语描写和解释的具体化的途径？能否贯通汉语的结构原理和内在规律？能否揭示汉语结构类型的特征？能否成为建构现代汉语科学体系的现成依据？即汉语学的现代化究竟能否通过仿效性演绎来实现？科学的前沿问题首先应该是关系本学科发展的那些具有理论性和导向性而又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术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应该符合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在以“字本位”理论为代表而引发的新一轮汉语共性与个性讨论的学术背景下，总结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内部历史经验，发挥其中积极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价值，批判西方语言理论的唯一性、普适性和绝对性的“错觉”，把汉语学现代化的概念科学化，回到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本体，在理论层面恢复汉语整体的逻辑结构，以有机地整合具体的实证环节和操作层面，这对于提升新世纪汉语学的学术水平，构建汉语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汉语学的反思有两个层次：一是对理论内容的反思，二是对构成理论内容的根据和原则的反思，后者必须实现科学研究逻辑层次的跃迁，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面对科学思想的逻辑前提进行批判，这对于汉语学来说尤为重要。 一、解构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大前提 第一、我们先从中西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中，简单勾勒一下中西语言文字类型差异的概貌。中西语言的演变路径是大相径庭的，西方语言是凸显语音、汉语却是简化语音的演变路向。这与中西语言所处的文化地理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有关。语言虽然也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具有人类生理和语音物理的共同属性，但它的发生发展又有其地理、历史的偶然性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环地中海文明圈早期开放的文化地理和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游牧贸易活动，对西方语言的演变发生着作用，从而对语言或语音演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洪堡特曾分析了西方语言“从仅仅指称事物，经过有意义的辅助成分的粘着，最后发展到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所体现的真正的屈折语的过程”。[1] (P126)而中华文明圈封闭的文化地理与环地中海文明圈极不相同，对汉语的演变也必然产生影响。并且到东周末期，原来的大宗族集体协作体制已走向崩溃，农民成为独立耕作的个体农产。农业对言语活动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甚至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当古希腊的修辞学已蔚然成风时，中国的儒家文化却在推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木、讷近乎仁”，“讷”即“出言迟钝”。语言地理类型学就把印欧语与东亚大陆语言的对立概括为“畜牧民型”(“通商民型”)和“农耕民型”语言的类型对立[2] (P184)。汉语为孤立语的类型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制约性对汉语的影响。但是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又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它是由繁到简演变的结果。高本汉就曾把上古汉语概括成屈折语，上古汉语至少已发展出复音节(联绵词、重言)、表音三、四字格、[3] (P391-393)复辅音、入声韵、声调及声调屈折等多种语音手段。这说明汉语已找到靠变化多端的音素组合、音节复合等来区别意义的语音形式手段，已具备了向不同方向、不同类型发展的可能性。可是汉语却最终与西方语言的演变路向背道而驰，又与古日语、古朝语的发展方向分道扬镳，其音节结构日益简化，复辅音及清浊对立竟至最终消失，到后来连入声韵也不复存在了，联绵词也不过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种残存现象。 中西文字的演变路径也是大相径庭的。西方是弱化文字、汉语却是凸显文字的演变路向。“文字在希腊经历过两个互不相关的发展时期”，[1] (P151)即从古希腊的象形文字-克里特麦锡尼的音节文字-借源于腓尼基字母创制的希腊字母音素文字，西方文字就像西方语言经历了类型变化那样，也经历了类型的改变。普通文字学的格尔伯(I.J.Gelb)模式还把表形-表意-表音看作世界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认为只有表音文字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但是汉字并没有经历西方意义上的类型改变，它的演变路向遵循着东亚文明的社会选择需求和内在规律制约。自秦汉以后，与汉语语音形态类型简化的同时，汉字则走上了形声化的意音文字的发展路径，这是凸显文字的语言发展路径。形声字在甲、金文时期还不到汉字总量的20％，而在《说文》小篆中则已占到87％以上了[4]，“小篆是最早形成的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体系，小篆的非形声字绝大多数都作了形声字的构字成分，小篆的构形系统实质上就是一个形声系统”[5]。直到现代，汉语形声字仍然占90％以上，这个“量”的意义非同小可。 第二、西方语言文字的类型决定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大前提。西方语言由孤立-粘着-屈折的类型演化史，是语音作为西方语言的物理属性不断凸显，不断繁化、精致化、形态化、逻辑化的历史，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德里达把这叫做“音声中心”；由表形-表意-表音的文字类型演化史，则是西方文字不断简洁、“弱化”、直至“透明”，最终完全摆脱语言意义，成为纯粹语音标记的历史。这也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索绪尔，从传统到现代，西方文化重语音轻文字的原因。德里达在对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解构时，指出“文字的弱化，是音声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部分”[6] (P74)，他认为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限定在被人种中心主义赋予特权的语言文字的范围内”的。他问道：“在将语言学确立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人们难道没有发现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的形而上学前提已经成功地发挥作用，这种前提不会妨碍普通文字学的形成吗？如果取消这一前提，人们不会破坏那张静静地镶嵌着语言科学的风景画吗？”[7] (P391)音声中心和文字弱化是西方语言同一作用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西方语言类型是语音和文字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汉语学的现代转型主要是借鉴美国描写语法的，而在其线性形式模型背后，却正是索绪尔建立的“二极二维”的结构主义立体模式(简称二极模式)，这也是结构主义哲学和符号学的理论模型[8] (P144)。“二极”即指语言符号单元的内部是由能指和所指音义二项式对立构成的，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而文字是被明确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的。在这个逻辑元点上，一方面，索绪尔针对在语言研究中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的情况，对语言和文字予以明确区分。但另一方面，索绪尔的这种区分以及从理论上排除文字，正如德里达所批判的是西方语言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演变路径的产物，是西方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而对汉语学来说却并非如此。“二维”即指这种二极性的语言单元要依存于组合关系系列和聚合关系系列。二极二维模式是一个经纬交织，纵横交错，且各层之间上下辖属的“路路通”的立体逻辑关系网络。结构主义作为语言学现代转型的真正标志，也是现代语言学宏伟大厦的理论基石。美国描写语法的线性组合的逐级实现关系：音位-词-句-文本，在理论上只不过是该二极模式的横组合段的形式层面，而语素、词组、复句只是各层之间的中间层。这也是西方各具体语言最具普遍共性的语言等级结构，表现出强烈“形式化”的倾向，因此美国描写语法被看作是一种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二极模式也是功能结构主义的“二重分节”模式的基础[9] (P185-191)。即语言的基础层是由区别性单位(音位)构成表意性单位(语素、词)的，语言的句法层是由表意性单位构成句子的。同样生成语法的管约论及其最简方案的句法流程分枝的两极形式(语音式PF和逻辑式LF)也是二极性前提在生成语法中的体现。例如最简方案最主要的设想是：语言机能在两个界面(intarface)上与心智/大脑的其他系统发生关系。这两个界面一个与声音相联系，另一个与意义相联系[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