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结构助词“底”在唐代开始产生，最初写作“底”，元以后的文献中通常写作“的”。从“底”的组合功能来看，唐五代时期用于体词性结构的“底”只能用于以下格式：名词+底、名词+底+名词、① 形容词+底、形容词+底+名词、动词+底、动词+底+名词。发展到宋代，“底”的组合功能扩展，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用法，其中大多数用法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因此，探究这些用法的产生和来源，对于研究现代汉语中结构助词“的”的性质和用法有重要意义。 我们考察的宋代语料是《景德传灯录》、《乙卯入国奏请》、《三朝北盟会编》、《河南程氏遗书》、《五灯会元》、《碧岩录》、《象山语录》、《朱子语类》、《张协状元》，从中发现宋代的结构助词“底”与唐五代时期相比，出现了以下值得注意的新兴用法。 1.X底动/形 这里的X指与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组合的成分，可以是名词、代词、动词或形容词。作为中心语的“动/形”是事物化了的动作、行为或性质，整个“X+底+动/形”不是陈述性的，而是指称性的。有两种类型： 1.1 用于主谓结构的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底”：X是名词或代词、中心语是动词。 (1)防闲，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象山语录》卷下) (2)淳录云：“若论主父偃后底封建，则皆是王族贵骄之子，不足以君国子民，天子使吏治其国而已。”(《朱子语类》卷86) 这里的“底”用于主谓结构的中间，使这一主谓结构在语义层面上由陈述状态变为指称性的。“底”的这种用法是直接继承了古汉语中用于主谓之间的“之”。据王洪君(1987)的研究，“N之[，s]V”在西汉初年已大大衰落，到南北朝初期已经在大众口语中消失。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之[，s]”在口语中消失了，但是当“底”兴起之后，在做主宾语的主谓结构“NV”之间，很自然地用新兴的“底”替换了古汉语中的“之”，形成“N底V”的格式。这种“底”不是后附性的，而是插入性的。当然，这种格式在口语中的使用是很有限的，从目前所见的文献来看，只出现在书面语色彩较浓的宋儒语录中。不过，“N的V”在元、明、清的接近口语的文献中都有用例，而且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当中，说明这一格式还是有它的生命力的。元代的例子中中心语除了动词外，还有形容词，如： (3)我相公的圣佑，与做勾当的灵报。(《杂剧·小张屠焚儿救母》) (4)穿的衣服、说的言语、行的勾当三件儿不差了，这般好的人呵，不坏了自家祖宗家庙的祭奠有。(《孝经直解》) (5)若论俺太师的富贵，真个：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琵琶记·第3出》) 明代这种用法的“X的动/形”中心语出现了并列的动词或形容词性词组。如： (6)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那里来理会武大的做多做少。(《金瓶梅词话》第5回) (7)富翁一眼估定这小娘子，恨不得寻口水来吞他下肚去，那里还管炉火的青红皂白？(《拍案惊奇》卷18) 中心语还可以受状语修饰，说明中心语还带有动词、形容词的特性，如： (8)我的一时间不是，乞那西门庆局骗了，谁想脚踢中了你心。(《金瓶梅词话》第5回) 清代“的”用于主谓结构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时，中心语除了可以是并列的动词结构以外，还可以带宾语，说明中心语还是动词性的，如： (9)又听老爷往下说道：“我的怕作外官，太太是知道的，此番偏偏的走了这条路。”(《儿女英雄传》第2回) (10)老爷听了这话，心下一想：“要是这样的顽法，这岂不是拿着国家有用的帑项钱粮，来供大家的养家肥己、胡作非为么？”(同上，第2回) (11)这等才貌双全的一个安公子，他还恐怕我有个不愿意，要问我个牙白口清，还不许不说，这个人心地的厚，肠子的热，也算到了头儿了。(同上，第9回) 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的“N的V”结构是名词性的，但对“N的V”中V的性质意见不一。有的认为该结构中V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仍是动词(朱德熙，1961)；有的认为V“名物化”了(施关淦，1981、1988)；有的认为V在句法平面上“名词化”了(胡裕树、范晓，1994)；有的认为V的谓词性减弱，名词性增强了(张伯江，1993)；有的认为V的及物性、动作性较弱(王冬梅，2002)。从近代汉语中的“N的V”来看，大多数V的性质与现代汉语相同，仍然是动词，但是及物性较弱。 1.2 用于非主谓结构之间，“X”修饰中心语动词或形容词，在句中做主语或宾语。如： (12)这个尊慈，平昔强项，气压诸方，逞过头底颟顸，用格外底
侗。(《五灯会元》卷19·径山宗杲) (13)大底有大底阖辟消息，小底有小底阖辟消息，皆只是这道理。(《朱子语类》卷76) 2.在某些动宾复合词或动宾短语间插入指人的名词加“底”，表示某人是行为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