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文以语言学中的三大流派为对象讨论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探讨不但在语言学界，甚至在整个学界都很少见，哲学务虚不算。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判断、评价缺乏逻辑标准，(朱晓农 1990a)所以只注重眼前结果。科学的根基是逻辑，所以重推导过程，重程序。方法论就是讲究这个程序，讲究运作程序的逻辑机制。而重结果的后果就是为了向往的结果可以不择程序；结果反过来又促进各种取巧心理，结果是没有原则、没有目标、没有程序、没有自信，当然也顾不上普遍性。下文所谈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如有不当处，请方家指正。 2 从追踪历史来源到演绎逻辑关系 19世纪的科学在追踪本原，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都是历史研究。历史主义（注：说“历史主义”是从后世对他们的工作性质的认识来说的。其实，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是“自然主义”，持一种“有机”语言观。在拉斯克、施莱赫尔、缪勒等等眼里语言像自然界的有机物，有生老病死，但没有“历史”，因为他们注重的是个体之间的同一性，而忽略因时间地点造成的个体差异。因此，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历史学。） 假定语言也有生长老死，所以探索语言演变的过程，直至起源。方法无非是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当年胡适回国，口口声声科学的方法就是这两法。没想到在那之前，语言学已经开始转向了。 语言学中的目标转换是从20世纪初索绪尔（注：其实区别出共时和历时语言研究还有更早的，Dittrich在1903年就已经用了synchronie和diachronie这两个词。(转引自钱军1998：108)） 开始的。其实这是当时或稍早时科学和哲学界大转向的一个小插曲。科学上的理性主义转向以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出现为标志。在哲学上，实证主义先驱、法国人康德(Conte)说：“探索那些所谓本因[案指历时原因]和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不去做的，也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完全不想陈述那些造成各种现象的动因，因为那样只会把困难往后推。”他认为“人类精神如果不钻进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仅限于在一个完全实证的范围，是仍然可以在其中为自己最深入的活动找到取之不尽的养料的”。(详见朱晓农1987—88)看看康德的观点，就可明白为什么当时语言学界讨厌“钻进”语言起源之类“无法解决的问题”、转向“一个完全实证的范围”内进行共时研究背后的大气候了。 但是，只要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时间的演化性，那么就免不了要上溯追踪起源问题。起源的假说哪怕再不合理，理性认识的程序上还是少不了，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时间起点，一个逻辑起点。那就是为什么牛顿要那个“第一推动”，这跟“唯心”“迷信”不搭界。19世纪对语言起源的种种猜想并不比第一推动更唯心，那只是在当时科学水平上的认识。一旦科学取得进展，现在又有很多新的探讨了。 对于西方人来说，共时还是历时，必须两者择一。共时的问题一旦求助于历史的解释，立刻引出大麻烦，逻辑上开了个口子，就会没完没了地追到时间的尽头，那就跟本原探究没区别了。解决历史问题有过形式化的努力，如半个世纪前赵元任(Chao 1941)对中古音的音位处理，高本汉(Karlgren 1954)不以为然；还有人(如Bynon 1977)试图建立语言演变的结构主义模型和转换生成模型，结果都不了了之。 所以要么历时，要么共时，不能骑墙，不能掩饰矛盾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重要，那也少不了”，不能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无原则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逻辑必须彻底！论证能走到哪儿，全看演绎法能带到哪儿，跟走不走极端无关。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折中的态度都对科学不利，都会把研究引向玄辩特色，都会重复几千年来矛盾辩证糊涂循环的阴阳五行传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不可以，但至少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没有逻辑矛盾。从这逻辑要求来看，玄学就不用去说了，就拿历来受人称道的“务实慎立论”的朴学来说，的确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优点，也作出过巨大成就，但要适应现代科学的需要还须进行诠释：“实”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实，这是唯一坚实的务实基础。而务实要为创新服务，而不是为不作为(“慎立论”是“不立论”或“述而不作”的委婉说法)作借口。记得吕叔湘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强调“务实创新”，意思是“务实为创新服务，创新建于务实之上”。也就是说，“务实”如果阻碍了创新，就不是真正的务实；“创新”如果不建立在务实之上，大概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当时强调“务实”还有其特定背景。那时玄虚的“文化语言学”在一些文化相对后进的地方蔓延。那些年我有幸每过一两个月去吕先生家亲炙教诲，有一次吕先生对我说，那种“学”离“禅”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吕先生的嘱咐是有极强的针对性，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朱晓农 1988b)如果抽掉语境、片面强调，就不再是吕先生“务实创新”的原意，会起到反作用，会引起打不完的“语录战”。如果要脱离语境一般地谈方法论，可以从科学的两个步骤——随机探索(假设)和逻辑评价(检验)——出发来讨论。(朱晓农 1987) 3 确定逻辑条件和公理化 共时探讨逻辑条件用的是形式化方法(formalization， formalism)，形式化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公理化(axiomalization)。公理化思想的源头可以追到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万物皆数”的观点。（注：毕达哥拉斯的高徒菲洛拉乌(Philolaus)说：“一切能理解的事物，都具有数；因为如果没有数而想像或了解任何事物，那是不可能的。”） 古希腊出现了最早的但至今仍可作为范式的公理化研究：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逻辑学。现代的公理化研究，起点就是几个元素，几条公理。公理可以是元素的定义，(朱晓农 1990)也可以是陆丙甫(2002)所说的“很简单的常识”。音韵学中区别特征的发现或发明是一个追求基本粒子追到尽头虚实转化的典型例子。换句话说，把实物切分到最后，不是像墨子所说的“万世不竭”，物质切到最小竟成了性质。朱晓农二十年前也朝此方向努力，不但探求汉语语音的元素(区别特征)，对音系做公理化构筑，(朱晓农 1983)甚至还着手把语言学中最意义的领域(复句和修辞格)加以形式化，甚至公理化。(见朱晓农1989c，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