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蒙”字句的产生和发展 4.1“蒙”字句的产生 在我们通检过的先秦时期的四部古籍《诗经》、《论语》、《孟子》和《韩非子》里，未见“蒙”表被动的用法。《史记》里的动词“蒙”全带名词性宾语，尚未形成产生被动用法的条件。 动词“蒙”演变为被动标记，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蒙”的后跟成分应该是及物动词，此及物动词语义指向句子的主语，使主语成为受事。 《汉书》里动词“蒙”后跟宾语的情况远比《史记》复杂。其宾语常常是名物化的及物动词，例如： （76）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臣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卷八九） （77）傅喜守节不倾，亦蒙后凋之赏。（卷八二） （78）及至青、戎，摽末之功，一言之劳，然犹皆蒙丘山之赏。（卷九九上） “赏”是及物动词，但在“显赏”、“后凋之赏”、“丘山之赏”这些定中结构里，已经名物化。 有时，及物动词不以定中结构的形式出现，而是直接跟在“蒙”字之后，如： （79）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袵，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卷六四） 此例“蒙化”似有歧义。孤立地看，似可理解作被动结构；但细读全句，“有……者”结构里共有五个动宾短语，前四个均表主动语义，其宾语都是名词性的。依照通常文理，“蒙化”似也应表主动语义，即蒙受（接受）教化，其构成应是： 动词“蒙”+名物化的及物动词“化” 尽管如此，此例似有歧义的“蒙化”的出现，以及上文所举“蒙+定中结构”一类例句的多次使用，都让我们看到“蒙”与及物动词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在当时存在其他若干被动句（如“被”字句、“为”字句等）的语言环境里，人们可能受到其他被动标记（“被”、“为”等，特别是“被”，“蒙”与它的关系极其密切，见上文所述）的类推影响，（注：类推是同类化机制在两种语言现象之间所起的作用，见上文论说。） 唤起对于名物化及物动词原有的动词用法的记忆，而对“蒙化”之类的短语的语法结构及语义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诱发表被动语义的“蒙+及物动词”结构的产生。 比较《汉书》里的下面两个例子，可以把对此问题的探索再向前推进一步： （80）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卷五四） （81）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禀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卷七二） 例（80）里“其赏赐”意谓汉朝的赏赐，是个定中结构，其中“赏赐”还是名物化用法，“蒙+其赏赐”属动宾关系。但例（81）里“赏赐四时杂缯……”是个动宾结构，“赏赐”的及物动词用法终于完全显露。此例出于光禄大夫贡禹上汉元帝书，“赏赐”的施事为元帝（在书信中可省去）。这是谓语由给予类动词充当的表被动的“蒙”字句（参见下文）。在此式“蒙”字句里，谓语动词“赏赐”的宾语“四时杂缯……”系赏赐之物，句子的主语“贡禹”（书信中省去）系赏赐对象，两者均系“赏赐”的受事。在施、受关系十分明确的及物动词“赏赐”之前，“蒙”字的动词性质及其“蒙受”词义均因与“赏赐”产生冲突而有所减弱，遂而演化为被动标记。“蒙+赏赐四时杂缯……”已非动宾关系，而成了“蒙V”式被动句。 《汉书》里还有其他“蒙”字句例，如： （82）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卷三六） （83）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卷七五） 至此，我们可以说，至迟在《汉书》的成书时代（东汉前期），“蒙”字句已经产生并进入了书面作品。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里也出现了“蒙”字句用例，可以印证上述说法，如： （84）忧波替、拘律陀等，遥见如来相好晖光……具陈情言：“……愿蒙接纳，得充僧次。”即便许可，头发自落，皆成沙门。（《大正大藏经》，四册，《中本起经》，卷上，后汉·昙果、康孟详译） （85）世尊所领，不可称道，教授众生，无不蒙度。（同上） 4.2 “蒙”字句的发展 “蒙”字句产生后，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和频繁使用的过程，下文拟从四个方面予以简要介绍。 4.2.1“蒙V”之间插入施事N “蒙”字句产生初期，表现为“蒙V”格式，上文所举《汉书》《中本起经》诸例即是如此。V的施事N虽未在句中出现，但通过上下文，一般是可以知道的。既然如此，它就可能出现于句中。下面数例出自三国和西晋时候的文献，“蒙”字句里都出现了N： （86）时彼水牛……寻自观察，知在世间，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来生天。（《大正大藏经》，四册，《撰集百缘经》，卷六，吴·支谦译） （87）一切诸会蒙众菩萨光明所照，皆得安乐。（同上书，十四册，《贤劫经》，卷一，西晋·竺法护译） （88）（刘）琰与（诸葛）亮笺谢曰：“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三国志》，卷四○，西晋·陈寿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