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语义研究简要回顾 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与语言学研究不同的是，它的发展既有语言学的传统，又有哲学的传统。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语言哲学的研究对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语言哲学影响而蓬勃兴起的语用学研究就与语义学研究形成了重要的交叉。 语义学的语言学传统最早与语文学有关。在中国，语义研究是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小学主要由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组成。训诂学实际上就是研究语言意义变化的学科。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训诂学的鼻祖”的著作是《尔雅》，它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分类词典。它由叙篇(已亡)、释诂、释言、释训、释宫、释亲、释官、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十九篇组成。《尔雅》对古代词语变迁的轨迹记载和解释得特别清楚。例如《尔雅·释天》在对几个与“年”有关的同义词的解释时指出：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训诂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其重要贡献包括：(1)据部首将文字的形体分为540部；(2)用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来解释字形；(3)用以形说义的方法来解释字的本义，用”读若”和形声声旁来说明字音等。(陆宗达，2002) 在欧洲，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一方面与修辞学、语文学有关，另一方面与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密切相关。早期的语义学就主要研究语义变化的类型、方式和原因。1883年，法国语文学家Breal发表的一篇论文把语义学这一新学科的目标明确规定为研究意义的变化及其原因，并根据逻辑学和语文学等标准对意义变化的方式和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类。 20世纪的前30年间，语义学逐渐摆脱了传统修辞学中范畴概念的束缚，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文明史等邻近学科吸取营养，对语义变化过程和变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现代语义学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刻影响。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语言的共时状态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系统，其中的成分互相依赖，个体的意义取决于它与系统中其它个体的关系。语义学家们把这一原理应用到了意义变化的研究中。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德国的Jost Trier。他通过对德语中有关“知识”词语的意义变化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理论。 形式语义学(formal semantics)，也称模型理论语义学(model-theoretic semantics)，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成为西方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式语义学最初为形式语言，即与自然语言相对的逻辑和数学语言，提供一种精确的语义解释。由于自然语言意义模糊、有歧义，句法也不精确，许多逻辑学家认为形式语义学不可能应用于自然语言。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哲学家Montague提出，形式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英语句子意义的分析中。 作为形式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形式语义学的重要理论假设包括： 1)语言可以作为计算系统(algorithmic)来描述； 2)语言系统本身是自足和自主的，对它的分析不需参照语言之外的事物； 3)语法，尤其是句法，是语言的一个独立层面； 4)语法具有生成性，可以生成某一语言的所有句子； 5)意义可以通过逻辑形式语言以真值条件的方式得到描述，该逻辑形式语言的规则根据塔斯基的单一意义协调原则得到定义； 6)语义具有严格的组合性，但其重要性与句法相差甚远； 7)类推、隐喻、呈放射性状态的概念等不应包括在语言研究之列。 以上可以看出，形式语义学在一些重大理论假设上与形式语言学是一致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形式语义学一直是语义研究的一个主流学派。 认知语义学主要从语言学中发展而来，是对形式语义学的一种反动。(Albertazzi,2000：10)认知语义学对形式语义学的一般假设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1)除了作为一个计算系统外，语言是在各个层次对人类经验进行概念化和表达的一个工具。 2)语言并非一个有别于其他认知系统的模块。它反映了概念化的复杂程度(所谓的“整体假设”)。 3)词库、词法和句法形成一个由象征系统构成的连续统(这是认知语义学家们普遍承认的一个假设)。 4)语法既非生成性也非建构性(constructive)。相反，它构成了一个供个人选择使用的象征资源的总汇。 5)意义并不与外部世界“直接相联”。大部分情况下，它是主观的，情景化的，动态的。 6)语义是概念化的。它依赖心理过程的模式与内容(作为意象和神经生理活动)。 7)真值不是真值影射的。相反，它是相对的，很大程度上隐喻性的，因此隐喻、原型概念、放射型范畴等等，被认为与世界知识、感知和情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们是构成语言概念化的现象(百科全书和语符学假设)。(同上：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