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语义”，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意义”。“意义”这个词的“所指”纷繁复杂。人类对意义问题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有理论和实用两条路线的分别。最早推究“意义”之意义的当属哲学，哲学家们最关注的是语言、现实和思维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语义”(语言的意义)自身的探讨，无论东西方早期都是基于实用态度，侧重于典籍词义的辨正和词源学的研究。语义学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并不长，1893年法国语言学家布列阿尔(Michel Bréal)首次使用了今天通行的“语义学”(法语为 Sémantique，英语转写为semantics)这一名称。随后他出版了《语义学探索》(1897)，不过这本标志性著作虽然深化了传统语言学对词义的研究，但并未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依然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词义演变规律，直到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语义理论才逐渐建立起来。 在人文科学范围内，20世纪是一个对语言和意义问题高度关注的世纪。语言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文论家、符号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领域积极开展语义研究，产生了语言学语义学、哲学语义学、逻辑学语义学、符号学语义学、文学意义论等多个领域的不同语义研究模式。在语言学领域，真正具有开拓意义的现代语义研究是随着结构语义学的产生而得到发展的。结构语义学的研究模式，不仅开启了现代语言学的语义研究，而且也促进了结构符号学和结构文论有关符号意义和文学意义生成的研究。 结构语义学的理论基础来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的语言学说，本文将以索绪尔的语义观为切入点，分析结构语义学的研究模式在语言学领域和文学符号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指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分析其理论方法的局限及其思想根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索绪尔没有专门讨论过语义问题，前辈和时贤多论及其语言观，少有人深究其语义观；对于结构语义学，语言学界和文学符号领域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也许是因为分属两个辖域，尽管理论来源相同，相互的对话和交流却很少。在语言学界，我们虽然熟悉结构语义学中的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却有可能对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J.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了解不多，因为符号学的研究在语言学讨论范围之外。 一、索绪尔的语义观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人，他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对语言学研究有清醒的认识和独特的看法，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众所周知，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问世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历程。1907—1911年期间他在日内瓦大学为学生连续开设了3次普通语言学课程，他那富有创见又充满智慧的语言学思想在听众中引起了反响。索绪尔逝世后，他的同事和学生根据学生们听课时记下的课堂笔记以及他留下的一些有限的资料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编辑本)，该书的出版使这位语言学大师的思想得以为世人了解，其语言学思想对20世纪的语言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20世纪结构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源泉。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不依赖其他学科的、自主的语言学，为此，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语言学主张，认为尽管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它有自己的界限和定义。为了阐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确立了语言在言语活动研究中的首要地位。其次，他区分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指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在研究方法和原则上的不同。索绪尔将语言视为一种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尽管符号学在当时还只是索绪尔的一个设想)。他将言语活动研究中有关语言和言语的研究、语言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区别开来，是为了强调共时研究和内部研究的优先地位。 就史料来看，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阐述中没有专门地讨论过语义问题，但他对语义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与传统的语义学思想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索绪尔的语义观与其语言观一脉相承，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符号是音义构成的统一体，不能将意义从它们的物质基础中分离出来，因为抽象的概念不属于语言学范畴 索绪尔避开了哲学家们关于意义与指称关系的论争，明确指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他把语言符号视为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由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而成。为了说明概念和音响形象的依存关系，他将语言比作一张纸，概念和音响形象好比纸的正反面，是一个难以分割统一体，只有两者保持着联系，语言学家研究的才是具体的语言学对象。对语言符号中的音响形象和概念部分，索绪尔还有一种表述方式就是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这对术语为符号学所接受，而语言学界更为通用的是直接将它们视为语言的声音和意义部分。那么，“语义”的内涵到底怎样？是所指及其所代表的概念吗？不是。索绪尔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试图考虑意义本身，把意义完全从声音的基础即从它们的物质基础分离开来，那么我们从事的就不再是语言学，而是心理学了。抽象概念是存在的，但既然这不再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我们不能把这些抽象概念作为属于语言的抽象实体。”[1] (页93)这样的表述实际上说明，语义单位的确定是同语言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汉语的“松树”是个双音节词，由两个符号(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即语素)组成，在“松树”这一符号序列里，符号“树”(shù)的语义不等于“树”的概念，而是指该语素的语素义。 对于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索绪尔态度非常坚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把语言变化分为语音变化和意义变化两部分，并且把它们对立起来，对此索绪尔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符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在时间上的变化相连，语言符号的变化应该视为所指和能指关系发生转移，并由此形成了彼此间一种新的对应，孤立地看待能指和所指的变化是片面而且不充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