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词汇概念“隐含”是上古多见、中古罕见的，而词汇概念“呈现”是中古多见、上古罕见的，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从隐含到呈现”。“呈现”的方式主要有“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动作从结果中呈现”三类。 “呈现”主要围绕性质状态、名物对象、动作行为等隐含概念而展开，其影响所及不仅直接表现在汉语词汇方面，同时也波及汉语语法。概括而言。在词汇方面，“呈现”加速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三类“呈现”分别导致了偏正、述宾、动补三种双音词语的激增，并由此固化了汉语双音节的构词模式，瓦解了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的基本格局；在语法方面，“呈现”削弱了上古的词类活用，促发了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词类分家，在句法上则引发了介词短语前移、动补结构产生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影响的具体细节，我们将有另文讨论。 基于“呈现”类别的多样及其影响的深远，有理由相信“从隐含到呈现”是中古汉语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 附注： ①关于上古和中古的分期，普遍的看法是东汉到隋唐为中古，上古则指东汉以前，西汉可以看成是上古到中古的一个过渡时期。 ②“隐含”不同于“省略”，关于两者的区分可参考刘道英(1999)等人的论述。 ③不过字书的释义与实际用例可能不尽一致，“崩”在上古汉语中并非没有主体出现，《说文》“崩”的释义或许只是为了强调字形。感谢汪维辉、洪波先生指出这点。 ④“动作从结果中呈现出来”所产生的形式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动补结构”，限于篇幅，这一类描写文中略而不具。 ⑤每类举例仅选一些典型例子，远非穷尽，但由此已足见“从隐含到呈现”的大观。另外，为了说明字形与概念的关系，文中有些例子用了繁体，特此说明。 ⑥“不可让渡性”与“可让渡性”本是用来区别领属关系内部类别的两个概念，详参张敏(1998：209)的有关论述。A式具有“不可让渡性”，所以其呈现的双音形式一般只有一种；而B式具有“可让渡性”，所以其呈现的双音形式有的并不限于一种，如“月”呈现的形式既有“白月”又有“明月”。 ⑦这一点也合乎功能语法订立的语序组合原则(韩礼德1994)，即事物的类别总要比品性更靠近中心语，而品性中的客观品性又要比主观品性离中心语近，上面B式中的修饰语多为主观品性。 ⑧直接体现指字形中的偏旁明显指向类属，如“波”中的“氵”旁；间接体现指用语义相通的偏旁来暗示类属，如“阿”的“阜”旁，因为“山”旁与“阜”旁语义相通。 ⑨辞书中不少性状词的释义就是采取相关名物的比拟来定义的，如《汉语大字典》对“白”的定义是“像(霜)雪一样的颜色”，对“黄”的定义为“像金子(或向日葵)一样的颜色”。 ⑩关于语义关联和语义通达的关系，可参看徐彩华、张必隐(2001)等人的相关论述。 (11)东汉支谶译《阿阇世王经》“其佛侍者皆问佛：是钵从何所来？”句中“问”在同经异译的晋本中对译作“启问”，而在同经异译的宋本中对译作“发问”。 (12)这里所使用的标记概念较为宽泛，有异于一般意义上的标记。 (13)西方语言学偏重口语，所以现代语言学在考察语言构成时多谈音、义；汉语自古重视书面语，所以传统语文学在考察语言构成时多谈形、音、义。这里我们重提形、音、义，不是有意复古，而是意欲把握汉语史倾向于书面语的特点。 (14)汉魏之际产生的楷书又使得汉字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汉字的符号性越来越强，象形性越来越差。 (15)此外，还有常用词的更替也会带来字符偏旁表意的失效，如“枝”等“木”旁本来就是表示“树”，但是从西汉开始“木”已被“树”所替代，“木”旁表意的功能随之逐渐隐晦。 (16)如“疾病”至少在《论衡》时代就已经混同了，《左传·宣公十五年》“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句中“疾”与“病”有轻重之别，但相关的内容到了《论衡·死伪》文作“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妾。’病困，则更曰：‘必以是为殉。’”“疾病”改作“病困”，这说明“疾”“病”的轻重之别在《论衡》时代已混而不分，因而需要借助“困”来区分了。 (17)关于去声引起词性的变化，王力(1958：213—216)分为“名或形变名”和“动变名”两大类以及动词内部两小类，周法高(1962)分为八类。梅祖麟(1980)曾经论证去声别义具有不同的历史层次，其看法有助于说明去声刚产生时可能功能单一，后来泛用才造成了去声的功能不清，因而最终导致了字组呈现的方法。 (18)以音别义现象在中古渐趋消亡(梅祖麟1988)，而此时正是“形”的标记诞生时代，一消一长，当非巧合。 (19)佛典中还有大量的“作是念”“作是言”“作是说”等(许理和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