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研究媒介对社会和人的影响。以美国的经验学派为代表，主要有媒介的功能研究、效果研究、议题设置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等。另一种是研究社会对媒介的影响。以欧洲的批判学派为代表，主要讨论社会各种结构力量是怎样决定媒介的性质并影响媒介的行为，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这两种思路的立场和方法不同，往往还存在着对立和矛盾，而且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这两种媒介研究思路各有千秋，也各有其缺点。经验学派讨论媒介对社会和人的影响，往往会忽视媒介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机构，是由社会大系统决定的，同时媒介的影响对象——人也会反过来影响媒介。因为观众的行为和反馈能够通过特定途径作用于媒介，媒介人也会具有某种集体性的反思和自觉。这种反思和自觉可能导致媒介对自己的存在有了某种“意识”，从而影响媒介的行为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存在的社会环境。 批判学派重在批评、揭露和否定，往往缺乏现实的建构性。虽然承认社会结构力量对媒介的性质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过分夸大媒介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否定的作用，把许多社会弊端归罪于媒介和科技本身，而忽视了社会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显然又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反向的”技术决定论的泥潭之中。① 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语境中，任何媒介都不是封闭和抽象的，它们必须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任何媒介都必须面对世界，面对来自于所属地区或国家以外的其他媒介的影响和竞争，有时某些地区(如香港)或国家(如美国)的媒介甚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优越和强劲的态势。这不仅会对地域媒介的“自性”带来冲击，也会对其原有的传播地盘和作用空间进行重新划分。 同时，大众媒介作为“文化工业”的特性，不仅没有在批判学派的激烈批评中有所淡化，反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即使在中国，媒介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自1998年始，媒介业的利税已经超过烟草业，居于中国利税总额第四位。目前，中国媒介产业的经营总额约在1000亿元左右。根据有关权威研究机构的预测，以2001年为基数，至2010年我国传媒产业的经营总额将会有三倍左右的增长空间。② 这是以前媒介所没有的新特点，甚至有可能导致媒介性质和功能的根本改变。 因此，当前媒介实际上处于社会-媒介-人之间的复杂互动网络中，面临着全球与地方的双重困境和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挤压，加上意识形态的介入和人的主观因素发酵，如果仍然延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媒介-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和现象已显得捉襟见肘。对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能够吸收和容纳已有的理论成果、把两种媒介研究思路结合起来的思路或方法，以全球和中国的双重视野，以社会和经济的两种标杆，来全面、深入地分析和认识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为媒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媒介身份研究恰好可以将两者兼容，具有整合特点，从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也许会在两种主要的媒介研究方法之上。 一、身份概念史：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 身份(Identity)概念隐含在现代西方思想对人的追问史中。乔治·拉雷恩(George Larrain)指出：“现代哲学的身份观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认为存在着一个自我或内核，像灵魂或本质一样一出生就存在，虽然最终会有不同的发展，但在人的一生中基本保持不变，由此生发出连续感和自我认知。”③ 这种观念导源于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所建立的抽象的、个人主义的与历史和社会脱节的主体观。康德认为，人同时存在于现象世界(自然)和本体世界(概念体系)，但是真正构成自我的是后者，也就是说自我成为“应该是”的存在，通过遵守道德法则而成为真正的自我。这就更加抽象和非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身份概念还没有被提出。黑格尔为康德的主体观增加了历史的因素和对他者的参照，但最终被归结为某种绝对的精神。马克思认为，假如人有本质，这个本质也应该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非“每个单独个体固有的抽象性”。这实际上指出了主体不过是其实践活动的一个结果，他既是主动的，同时也是被动的，他创造了自己存在的客观物质环境和历史，同时也受到其实践活动客体化结果的制约。正是从马克思开始，身份才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才开始萌芽。 作为美国传播学鼻祖的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对“主我”与“客我”的辨析，丰富和深化了自我(身份)的内涵。④ 米德对“自我”的剖析既不同于弗洛伊德，也有别于库利和杜威。他反对自我天生的看法，从传播心理和“社会交流”层面描述和论述精神的我(自我)与肉体的我(身体)、主我与客我的各自特征和互动情状，指出在人际交流中有着自我形成和发展的最早的经验积累，慢慢形成了一个“泛化的他人”⑤ 的态度。这种态度集中反映在米德所区分的“客我”方面，而这个方面将得到“主我”的创造性回应，这样“自我”或“身份”才得以形成。⑥ 米德认为，由于不同社会背景的复杂性，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自我”，但是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自我，“构成或被组织成为一个完整自我的各个不同的基本自我，是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相呼应的那个完整自我的结构性的各个不同方面；因此完整自我的结构性反映了完整的社会过程。”⑦ 在身份研究中，对主体以及自我的建构一直伴随着对它的质疑和解构。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自我是一种虚构，往往是想象的结果，是为了制造某种恒定的感觉而假装“我们的感觉是连贯的，以此回避间断性；并举出灵魂、自我和物质这些概念来掩盖变化”⑧。尼采(Firedrich Nietzsche)也认为，“‘主体’并非给定的，它是某种添加，是发明和投射到已有事物背后的东西”。⑨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攻击了传统上的清醒的、完全自控的主体观，实际上指出了自我形成的无名的不确定性力量。这也影响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关于形成中的永远未完成的主体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