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体制改革成为2006年传媒业的热门话题。传媒业文化体制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传媒体制改革亟须理论指导，研究传媒产业制度变迁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以我国报业制度变迁为例，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特征，探讨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创新途径。 一、我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媒体制改革也随之推进。纵观近30年来我国传媒制度改革实践，传媒制度改革都是在特有的框架内进行的，呈阶段式演进特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企业化制度变迁期。1978年，《人民日报》与其他数家在京新闻单位联合向财政部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政策。接着，1979年1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率先刊登了“文革”后国内第一则广告。1985年，河南《洛阳日报》率先走上自办发行道路，开创了国内报纸发行方式改革的新局面。从此，我国报业逐步从过去供给制办报——办报经费由国家财政全额拨付、生产资料由国家计划调配、无需参与任何经济活动，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企业化之路转变。 2.市场化制度变迁期。上世纪80年中后期，由于报业市场竞争加剧，这一阶段，报社从以编者为中心过渡到以读者为中心。广告市场的急剧增长使得报社急于扩充版面，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广告市场需求。1987年1月1日，《广州日报》率先扩版，由原来日出对开四版，改为对开八版，该报是广州地区乃至国内最早实行扩版的报纸。90年代初，房地产、日用品、商贸广告的大幅增长，为新兴市民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广告来源。在这种情形下，党委机关报纷纷创办晚报、都市报。经营分配制度和新闻采编制度相互促进、共同革新促进了中国报业市场的形成。 3.产业化制度变迁期。90年代中期，由于党委机关报兼办子报，为其带来丰厚的广告收入，在预期制度变迁带来的外在利润大于预期成本后，这些党委机关报积极谋划组建报业集团，开始自觉面对市场竞争，以集团的形式在市场中寻找更好的位置。1996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了《广州日报》组建报业集团。1998年，新闻出版署又先后批准成立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5个报业集团。与此同时，报业结构调整成为报业管理改革的重中之重，这种在行政力量的控制下传媒产业化制度变迁持续至今。至目前为止，获国家批准成立的报业集团已达41家。 4.资本化制度变迁期。1999年3月，湖南电广实业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筹集资金4亿多元，无疑给新世纪的传媒资本经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和启示。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两个重要文件，意味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已经过渡到资本化制度变迁的核心发展阶段。这将是中国报业乃至整个中国传媒业最深刻的一场体制变革，不仅将激活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大量的存量文化资源潜力，还将激发目前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民营文化产业的增量实力，从而极大地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我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特征 由于传媒的特殊地位，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转型期的中国传媒改革采取的是一种在维护传媒各利益主体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渐进改革。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渐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演进式的分步走制度变迁方式，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与以政府为主导的国企改革相比较，我国报业制度变迁过程呈现了变迁滞后性、诱致性、政府主导性的特征。 1.从改革时间上讲，我国传媒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类似，媒介业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如何面向市场的问题，即在利益的驱动下寻求市场化的走向。但是，媒介业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它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行业，它牵涉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媒介业的改革不能冀求一蹴而就。因此，我国传媒业的改革在时间和规模上都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对此有人说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几乎是仿效或移植国有企业的改革模式。 2.从制度变迁的方式上讲，传媒体制改革呈现了明显的诱致性特征。考察我国传媒近30年的制度变迁，创新集群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在原有制度安排下，若不能获取外在利润，创新集群在评估了新的制度安排预期收入远大于预期成本后，自主采取创新措施，用新的制度安排代替现有制度安排，以获得外在利润。以报业为例，从1978年《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主动打报告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到后来的恢复广告、自办发行、增张扩版、组建报业集团，以至于吸收业外资本等，都有创新集群自发性带头突破现有制度。创新集群在担负风险的情况下进行了制度变革，其他报社则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纷纷跟进。因此，这种由个体或部分群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