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

作 者:
袁艳 

作者简介:
袁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新闻与传播研究

内容提要:

在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中,媒介理论和实践所信奉的是“以时间消灭空间”,空间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本文试图从空间性的视角梳理传播学研究中的思想资源,从文化身份、传播语境、权力结构、媒介技术以及后现代空间等五个方面探讨传媒、空间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找寻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发现空间背后的隐喻。文章在最后提出,在全球化时代里,传播学研究和媒介实践面临的是时间压力与空间抵抗两种力量并存的局面,能否保持对空间的想象力将成为深刻地把握当前各种媒介现象复杂性的关键所在。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0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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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也是考察人类传播活动和各种媒介现象的两大坐标。但是人类在对自身进行思考和表述的过程中似乎很难做到两者的平衡。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中,空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死亡的、非辩证的、静止的,被简单的视为社会行动的环境或舞台,时间却被看作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是现代传播实践的不变信条,也是从马克思到麦克卢汉的传播理想。从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因特网,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样的技术神话:只要能够提高传播的速度,没有什么空间是不能跨越的,人类最终拥抱的将是重归部落化的“地球村”。然而,这种“速度文化”和“时间压力”所造成的恰恰是线性的、没有深度的、狭隘的媒介逻辑,对空间的忽视使得传播学缺乏对个人行为、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互动的深刻把握。

      上个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受列斐伏尔、福柯等人思想的启发,以后现代空间理论和新文化地理学为核心,一股强劲的空间思潮在西方兴起,发展地理学、消费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一系列以“空间与社会”问题丛为研究旨趣的新学科应运而生。空间概念的引入也丰富了传播学理论的观察视角,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解释能力。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一视角梳理和找寻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发现空间背后的隐喻。

      一、作为文化身份的空间

      作为一个物理概念,空间通常指高度、面积、距离、坐标等可测量的指标,然而,空间也是以社会为基础,由社会组织和生产结果。对空间的思考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力图纠正传统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认识,做出了“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重要论断。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包亚明,2003,48)为了区别于原始的空间,后现代地理学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苏贾提出“空间性”的概念,试图表达“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苏贾,2004,121)他认为,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和社会中的权利关系相联系的。因此,空间的生产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存在主义者布贝尔则将空间性表述为人类意识的开端,人类通过创造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距离将个体分离于自然和社会,也就是借助对自身的突出来对世界进行客观化。(苏贾,2004,201)由此可见,空间并不是人的身外之物,而是“文化中人”定义自我、寻求生存意义的触媒。

      尽管长期以来在以效果为主旨的大众传播研究主流范式中存在着空间的缺席,然而美国早期传播学研究却不乏空间的想象力,芝加哥学派帕尔等人针对城市社区和移民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吸取了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对空间的洞见。西梅尔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个体或特定群体只能够一次占有、使用一个空间,因而产生空间上的意义。它进一步衍生了空间的另一个特性:占据不同空间位置的个体之间所形成的界限与社会互动。他认为界限范围内所包含的权力、智力、能耐等个体性质并不是始于个体自身的领域界限,而是由特定的互动关系的那种社会学的界限所界定出。(Simmel,1997,137)从空间的特性中,西梅尔进一步发展出“社会距离”和“陌生人”的概念。“社会距离”即两个或以上个体或其他范畴之间的能察觉到的亲近感的缺乏;“陌生人”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的人,由于处于系统以外,他们享有免于遵守这个系统的规范的自由。(罗杰斯,2002,190)西梅尔这些概念极大地启发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爱德华·霍尔则第一次通过大量的人类学调查对空间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他明确地提出:“空间会说话”。(霍尔,1991,175)在霍尔的眼中,空间与文化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人类对待它的态度有点像对待性问题的态度,它尽管存在,但我们却不谈论它”。(霍尔,1991,177)正因为空间具有明显的文化规定性和文化特殊性,所以才会产生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空间使用上的极大差别。他还把人际交流分为四种不同的空间区域,即: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和公众距离,人们通过空间及空间的变化交流信息,空间的变化赋予交流一种语调,加重它的语气,有时甚至超越口头词语所表达的意思。

      这些对于人类传播活动的空间关照首先在人际传播研究中受到重视,发展出人际间非语言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空间关系学(proxemics),即对人际传播的距离、方位及空间关系的研究。由于人们在传播过程中对“合意的”距离和空间关系的感知总是受到文化差异的限定,所以,空间关系学也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被写进跨文化传播的教科书,它们从个人空间、座位和家具陈设等方面教导人们如何通过加深对空间的理解来理解他文化,如何通过合理的使用和调整空间关系来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沟通。

      二、作为传播语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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