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电视研究领域，中国传媒大学无疑是一个领学术之先的重镇之一，它的学报《现代传播》理所当然地为国内电视传媒学界和业界所瞩目。该刊继2004年的《会诊中国电视》、2005年的《2004：中国电视关键词》作为杂志的年度开篇之作被隆重推出之后，因其高屋建瓴的独到视角和对中国电视年度脉动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存在问题的见微知著与对症下药等等，应该讲是充分发挥了高端对话这一学术话语的优势，在圈内影响极大。历次对话的组织（主持）者、《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教授称其为该刊的“招牌菜”，的确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妙喻。因此，确如胡教授所言：“对于扩版后的《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的第1篇文章‘谁来说’、‘说什么’，大家都很期待。”① 翻开《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果然没有让期待已久的读者失望， 开篇就是胡智锋教授与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任王甫博士、克顿顾问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涛先生的三人对话《2005：中国电视备忘录》。三位对话人，一位是站在学术前沿的领军人物，一位是国家电视台的智囊，一位是近年锋头甚健的湖南卫视和安徽卫视等媒体的军师和幕后推手，可谓阵容强大、珠联璧合。仔细拜读完这篇旨在为过去一年中国电视立此存照，“存留一份较为全面的电视‘年度记忆’”②，同时不乏“会诊”色彩的对话录，笔者的确受益匪浅。但是，对于这份“备忘录”中的个别论断，笔者却不能苟同——尽管小疵不掩大醇，笔者还是不揣浅陋，谈几点不同看法。 一、频道制：走向“绿色收视率”吗？ 《2005：中国电视备忘录》除了开场白和结束语之外，围绕着六个主要话题展开，即“央视改革：无缝链接”、“频道制：走向‘绿色收视率’”、“省级卫视：定位求突围”、“‘超女’：本土化的‘真人秀’”、“电视剧市场：火爆有余，火候不足”和“直播？民生新闻？新媒体”。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的质疑主要集中于第二个话题上。 2005年，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先生提出了“绿色收视率”的概念。对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念，王甫先生的解读应该是比较权威的，“‘绿色收视率’是指我们重视收视率、收视份额，但对收视率、收视份额不是绝对化，不是单一、片面追求收视率，更不是‘收视率为王’”。③ 在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指导下，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国家电视台，把社会效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率先垂范、破除“收视率崇拜”，央视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紧接着对“绿色收视率”指导下央视取得的巨大成绩的介绍之后，几位论者触及到了如今中国电视业界的一个难点问题，也就是如何把“绿色”和“收视率”这一鱼与熊掌结合的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笔者对三位的看法难以认同。姑且不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冲突是否有被夸大的成分，单看三位专家开出的药方，就让人有药不对症之感。吴涛先生认为，“解决这个矛盾，我觉得‘频道制’应该是2005年最有价值的关键词”。④ 顺着这个思路延伸下去，吴先生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节目为例，认为“中心制”下只能保证“绿色”而较难兼顾好“收视率”，在吴先生看来，频道制有利于“绿色收视率”这一问题的解决，从而更进一步把频道制定位为中国电视的改革方向，得出“所以，频道制是未来构建更好的电视景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论断⑤，最后推出“频道制改革在央视，在中国电视业界，未来将引起巨大的变革……频道制对能不能形成品牌化也起着关键的作用”。⑥ 胡智锋教授更多地谈及了以频道制取代中心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在中心制的管理体制下，‘绿色’和‘收视率’，成为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⑦ “如果能成功实现从中心制到频道制的转轨，就可能为未来设立公共频道铺平道路，这个频道和商业化的频道分开，不靠收视率和市场支撑，由纳税人的资金实现它的社会责任。有了频道制的前提，公共频道和商业频道才能各司其职，有的以‘绿色’为指导，有的以‘收视率’为指导，谋‘鱼’的谋‘鱼’，求‘熊掌’的求‘熊掌’，从大的方面看，可以实现‘鱼’和‘熊掌’兼得”。⑧ 而王甫先生给频道制作了一个界定，并简单介绍了央视实行频道制改革的情况。王甫先生认为“频道制是作为一个节目的播出单元和收视单元出现的，从节目的形态出发，它很快影响到了节目生产和管理体制，在下一步可能会成为电视走向市场化、经营化的一个节点，频道最后会成为一个经营的独立单位，甚至会带动一个经营的系统。2000年中央电视台在英语频道开始试行频道制，到现在二套已经实行了‘扁平化’管理。所谓‘扁平化’管理就是由频道直接管理栏目，其他频道也正在积极试行这种方式。但是，央视实现频道制的转换，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逐步来实现”。⑨ 通过对三位先生主要观点的尽可能完整的摘录与复述，一些疑点就显露出来了。首先，王甫先生对频道制的表述不太精确。“频道”也许勉强可以说是“作为一个节目的播出单元和收视单元出现的”（准确地说，应该是频道是作为一类或几类节目与栏目的播出和收视平台出现），而把“频道制”作这样的表述就会产生语义上的混乱。频道是节目播出和收视的载体，也可以说是一类节目形态的呈现的播出和收视平台；而频道制则更多倾向于是一种基于频道节目制作基础上的统筹、配置人力、设备与经费和播出等的管理体制，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也许因为是对话的缘故，口语表达的疏漏在所难免。 其次，吴涛先生极力把央视频道制的改革标举为中国电视2005年的标志性事件和“在中国电视业界，未来将引起巨大的变革”，⑩ 引导中国电视业改革未来方向的高度笔者确难认同。实际上，频道制在中国电视界并非新生事物。早在2000年央视就尝试频道制。在这之前，1995年，经过一年的酝酿筹备，上海电视台就拿出大手笔，不仅仅在点上，而且在整个层面上，在十四频道（1995年4月14日）和八频道（1995年6月16日）首次实行频道总监领导下的栏目制片人制，开创了我国电视业界频道制的先河。稍有电视知识的人都知道：在电视业界频道制管理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中国的电视发展到今天，不能因为央视去年大举推行频道制改革这件新鲜的大事，就概括为中国电视的大事，从而推断出它必然代表了中国电视业的前进方向。就电视业界近年来的创新而言，央视不仅在实行频道制上是一个后来者，而且在别的层面的改革上，无论是力度还是深度，囿于种种制约，也很难说是每一件事都是一个开路先锋。当然人们也没有必要和理由、更不会刻意要求央视每一件事都是一个开路先锋。再进一步讲，频道制在这几年的运行过程中，某些方面如资源配置浪费和内耗等存在问题也是业界管理者和创作者显明睹知的。对此，无论从吴先生的论述，还是从中国电视的现实实际，要得出吴先生的“频道制是未来构建更好的电视景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11) 和“频道制改革在央视，在中国电视业界，未来将引起巨大的变革……频道制对能不能形成品牌化也起着关键的作用”(12) 这一结论是勉强的和不十分科学的。 最后，文章在吴涛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把中国电视管理体制从中心制向频道制的改革或者说转轨，看作成功实现“绿色收视率”的关键，从而进一步深化频道制改革对于中国电视业的重大意义。诚然，频道制与绿色收视率我们不能说没有联系，但是这两者毕竟是不同属性的问题。简言之，频道制是节目运作和管理的问题，绿色收视率是价值评判的问题，节目运作和管理得好，当然有利于绿色收视率，但它们的联系不是因与果的关系。总体而言，三位专家的高论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把频道制看作中国电视改革的首要选项和必由之路，甚至“绿色”与“收视率”的冲突，也就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也被不经意地置换为频道制与中心制这两种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实际上，这种置换背后的逻辑推理自身就存在矛盾之处。众所周知，叫好又叫座，也就是既“绿色”又有“收视率”、“鱼”和“熊掌”兼得的电视节目，如王甫先生在文章中特别提及的纪录片佳作《故宫》，以它来证明频道制改革后的成果。然而，稍有逻辑知识的人马上会发现，这一例子似乎恰恰证明了内容为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而非频道制重要性的依据。佳作《故宫》虽说是频道制改革的产物，但显而易见不能成为说明频道制优越性的必然产物的例证，起码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然就无法解释频道制被引进之前的那么多上乘电视作品何以产生，也不能解释实行频道制之后央视频道和卫视和地方地面频道上播出的不少不尽如人意甚至属于下乘的节目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频道制在中国电视界出现已经十余年了，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电视的面貌、开创新局；而央视自2000年试行，历经五载，怎么到了2005年才突然发现了这是一剂“构建更好的电视景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13) 和“实现‘鱼’和‘熊掌’兼得”(14) 的灵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