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终极关怀，在于揭示媒介霸权的结构和过程，帮助受众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寻求人类真正的平等与解放，这一研究领域既不是工具知识的学理阐释，也不是学院派书斋里的冥思苦想，它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状密切关联。也可借用哈贝马斯倡导的变扭曲传播(Distorted Communication)为理想沟通情境(Ideal Communication Situation)来替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悲观绝望，而从哈氏的理想沟通情境展望人类具有追求自主、真实的理性，在一种开放的没有压力的公共论坛场域中辩论、质疑问题，达到理想沟通的过程，从而克服社会生活中的压迫，为弱势群体寻找抗争与免受歧视、压制的对策。与研究相呼应的是妇女组织在社会实践中以“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和“机会平等政策”(Equal Opportunities Policies)帮助妇女获得自我实现与解放的关键。因此，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可以说不但有理论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政策规划与实践的贡献。 摘自《新闻大学》，2005.冬.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