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3-0032-07 从19世纪中期起，当马克思、恩格斯和波德莱尔创作出他们的首批现代性草图时，新兴传媒——最初是通俗报业、摄影和电报，稍后是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和电视——已对其形成和发展的各种形式及变体至为关键。首先，它们自己本身就是重要的制度化形构和扩展中的产业体系，以各种各样的复杂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制度化形构与现代政体(社会团体和单一民族国家)的巩固相交。其次，他们对日常生活重组起着基础的作用，提供社会契约的新要点，紧密融合新的常规和仪式，并为重建身份和记忆提供新的资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作为组织和推进各种新的意义体系与表述并组织它们之间的竞争的公共竞技场，对大多数人而言，大众传媒变成了语篇论述、意象和阐释性框架结构的首要资源。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试图理解他们自己也深陷其中的改变过程，并形成行动的策略；他们提供符号空间，在其中可以共同想象现在和它的可能的未来。如果我们接受现代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以媒体为中介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的，那么，不强调传播系统在构成其各种主要的制度的、符号的和经验的形式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以定位就计划它的变革是不可能的。 经济、政体和传媒 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典型形式的现代社团的出现，与电报系统的扩展、电话的发展以及海底电缆工程完工而导致的传播网络的全球化进程相一致，新的电讯(电讯telecommunications一词以希腊词汇" tele" 命名，取其义“在远处”)基础设施在公司努力调整它们日益复杂的生产和官僚控制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所产生的因经营规模扩大得到的经济节约而有效地跨国运作。 同时，靠追踪竞争者和消费者的活动以及监控关键运作环境的变化，主要的国际新闻机构的扩张、商务新闻与分析的专家资源的出现，以及现代消费研究开始相互联合，共同为形成更有效的商业策略提供实质性资源。在现代性的年代，共同的成功，逐渐依赖于商业情报策略的掌握和对关键生产资源的控制。 由于从产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数字资本主义，传播系统对经济生活格外重要。在这个新兴的系统当中，传播系统既是新近丛生的关键工业的中心，又是逐渐统筹组织所有经济活动要围绕的首要的基础设施。 随着传播形式从模拟转向数字，传播公司的经济强势和相同领域的其他运作在近些年得到大规模的强化。数字化允许所有形式的信息——文本、声音、数据、静止的和移动的图像、真人声音——被编码、存储和用计算机通用语言传播——作为“0”和“1”的序列。这种表面上、欺骗性的、简单的技术革新为三个主要的通信部分——计算、电讯和文化产业(它们先前是被分别处理的)——的集成扫清了道路。这种连续的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安装了一个金三角，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巡回电路。在这个电路中，文化产业(教育、博物馆、艺术和大众媒体)提供符号材料。这些材料可以用计算机存储和操纵，并通过基于宽带电缆和卫星连接的新兴的电讯网络进行分配。 现在转向政治领域。我们会发现，在现代性时代，更多的关于政治变革的论述集中在那些单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扩张上。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在英语里用连字号联结两个术语是不成问题、无可厚非的。他们表现这种连接时，是用像把两端铆接在一起的那种哑铃的铁棒构成单一的、坚固的实体。事实上，把民族和国家间的联系看成是吊悬在深谷上的摇摇晃晃的桥(时刻处于崩溃的危险中)会更有益。国家是声称合法的行政机构全体，在经过协议得到认可的领土上控制人民和社会组织。它们征集税收支撑公众投资投入重要的使用(尽管在现代被算作是“重要的”的其实一直是不断争辩的主体)；它们管理惩治犯罪的正义系统，维系着保障国内安全和稳固国防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民族是“想象中的社团”①，鼓励人们把自己辨识为归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群体。这些象征性的空间，不仅构筑在共同认可的共享的出身描述上和协议认可的成员资格标准上(通常是人种的，尽管不是专有的)，而且还建构在精选的声言要提取民族身份独特的精华品质的文化符号和礼仪上。 不止是把作为现代政治组织的中心单元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崛起视为一个平稳的过程，还要视其为想象性社团和行政机构之间的持久竞争的场所。大众媒体则是这个过程的中枢。借助同时提供共享的经验和共同的知识的使用权，民族报纸和后来的民族广播系统在发展民族身份要求的陌生人之间的团结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激活这种自我的感觉不仅仅是在大型的具有众所周知的固定形式的典礼上——国葬、引起共鸣的文化人物的周年纪念、盛大的体育竞技会，而且通过大量老一套的民族完整性的日常标志——印在报纸上的气象图、在电视演播室的装潢上连续不断地涉及国旗的颜色和构成。 确保发扬民族文化和提升民族身份受到大众欢迎，一直是现代国家政府在传播领域的重要目标。它助长了媒体专业人员在他们固有的自治领域长久地作战，并且国家也调动起传播系统来作为努力实现它们核心功能的重要资源。例如，现代战争的历史，不是武器装备变革的历史，而是准许部队和军械库配置到最佳状态足以抵御冲突的长期威胁以及传播系统不断进步的历史。同样地，国内安全也逐渐开始依赖于视觉监督系统的普及——从早期的罪犯照片和指纹，到今天的监控摄像头的覆盖面。而且，文件夹的日益计算机化，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在储存、比较和查询医学、教育、金融和个体公民犯罪记录等全异的数据方面的能力。像社团一样，国家一直监控它们的运作环境，利用同一基础传播系统以求建构重要知识和消息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