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并为我们建构着一个全新的地理空间。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和传播新科技的闪亮登场，正在颠覆传统的媒介版图，重新构建一个全球的媒介空间和图像空间。媒介作为一个有自己主权的新地理存在，无视权力地理、民族地理、社会生活地理的控制与约束，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界定国籍空间和文化空间。媒介的飞速发展正逐渐模糊国界、族界乃至一切地理空间的边界，因为它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界，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目睹着后现代地理的逐渐形成。 在这个媒介笼罩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无家”之苦，人也变得越来越透明，尊严与隐私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媒介切断了所有地理和种族选择性的界限，阶级和国籍的界限，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将我们抛入无休止的解体和更新、斗争和对立、含混不清和悲痛的大漩涡之中。人将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我们又将置身何处？在这个媒介与地理互相交融的时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媒介地理学”正在成形，也更凸显了其存在的必要。 一、孕育与诞生：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的概念在国外最早出现在1985年[1](P493-494)。它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但是，从其学科渊源来看，它发端于文化地理学，从文化地理学形成的那天开始，媒介地理学也就诞生了，并具备了独立的可能性。 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1925年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 O.Sauer)《景观的形态》一书的发表[2](P6)。索尔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在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是指“居于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3](P43)。索尔的“文化景观”既包括聚落、建筑、服饰、器物等物质文化，也包括语言、音乐、宗教、戏曲等非物质文化。因此，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不管是早期的实物传播媒介还是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索尔认为：“如果运货的道路是地理现象的话，运货的车厢也可以看作是地理现象。”[4](P369)这句话中蕴含的正是媒介地理学的思想：媒介产生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作为运输信息（货物）的载体（车厢），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地理现象。 二战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异军突起，文化地理学从中吸收了不少文化研究的学术营养，开始从阶级、种族、性别、政治信仰等方面关注城市中各种文化的空间关系。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森(Peter Jackson)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寻求从自己的视角阐释世界的改变，注重空间研究，致力于说明空间和地方是如何成为一种核心力量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形成，文化即空间形成过程的媒介。科斯科罗夫和杰克森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2](P9)因此，新文化地理学注重象征性景观的研究，将注意力转移到未被地理学家们注意到的社会生活领域，如种族意识、在文化空间中创造的语言的作用、媒介的作用、亚文化的发展和维持等等。在这种“文化转向”的地理研究当中，相当多地涉及到媒介和地理的关系方面的研究。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尽管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都相继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媒介地理始终没有成为文化地理学中的独立考察对象，或许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 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才传入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起步则更晚，到目前为止，“媒介文化景观”同样没有纳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视域当中。但从古代到近代，涉及媒介和地理关系的论述与著作颇多。总的来说，描述地理或说建构我们地理观念的是两类媒介，一是专门的地理书籍；二是其他文史作品。中国古代的地理记述非常丰富，最早的地理著作当属《尚书·禹贡》，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该书虽只有1200字，但全面记述了当时全国的地理特征。此外，大量的地理论述反映在史书、地方志以及游记当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大元大一统志》等，游记则属《徐霞客游记》最为著名。如果说地理书籍是偏重于中国地理的“科学建构”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作品则属于一种“人文建构”。从汉代扬雄的《方言》对各地言语风俗的记载，到宋代柳永的《望海潮》中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的描绘，再到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等现代文人的地理游记，文学作品对于我们形成的地理观念可谓影响深远。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克朗所指出的：“文学作品已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们对不同地方的了解通过各种媒介，因此，多数人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文学和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5](P44)刘禹锡的《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是记载“真实地理”与“观念地理”差异的一个例子：“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其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围之下，曳裾秉笔，彬彬与兔园同风。”[6](P72)黔地因地处偏僻，其形象在传播中被外地人严重歪曲，此例即是“观念地理”与“自然地理”相背离的一个典型。但对于这种媒介地理现象，中国古代还缺乏明确而系统的研究与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