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等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人物、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重要的权力制约力量，它将国家事务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将党和政府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将从事国家管理的公民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它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力的有效形式，可以起到法律等社会规范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关系调节手段。 异地监督是相对于本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而言的，指的是彼地新闻媒体对发生在此地的人和事进行监督性报道。综观近年来的新闻实践，可以发现，有不少地方媒体身居一隅，其舆论监督的触角却伸到全国各个地方，实践着异地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有些地方媒体对外地的丑恶现象不惜版面、时间，而对本地区的丑恶现象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没能真正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应当充分发挥其“了望塔”功能。正如现代新闻的先驱约瑟夫·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也指出：“媒体‘守望’的不是社会的正常现象，而是‘守望’那些有可能导致社会出现问题，可能影响人民利益实现的负面情况，同时协调社会各种机制来解决问题。媒体多报道一些负面情况，是履行自己在社会中应尽一种职责。”[1] (第76页) 因此，媒体不能仅限于在负面事件发生后一涌而上“痛打落水狗”，或者满足于“灯下黑”的舆论监督现状，将监督的镜头聚焦在彼地，却对本地的丑恶现象和危害群众利益的事件监督不力。调查显示，“受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满意程度一般，认为舆论监督力度还不够。新闻舆论监督从业人员中占43.56％的人认为舆论监督的力度‘一般’，占58.48％的人认为成效‘一般’。他们中占70.01％的人认为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占50.08％的人认为‘对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批评报道不充分。’”[2](第41页) 一 当前，影响新闻舆论监督顺利开展和深入的原因存在于多个方面。其中，来自客体方面的阻力——“地方保护主义”、被揭露被批评者的干扰是难以开展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异地监督有其开展的必要性和现实操作性。 （一）必要性 在舆论监督诸多难题之中，“地方保护主义”是目前搞好舆论监督的最大阻力。有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新闻“报忧”就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和社会的稳定；某些掌握权力的地方领导“以言代法”，支配监督权力的舆论，当舆论监督涉及到自己，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捂盖子”；一旦有记者对本地区、本部门的问题进行调查采访，这些人或者不积极配合，不如实反映情况，或者以各种手段刁难记者的采访，甚至威胁采访人员的人身安全、毁坏采访设备；或者游走说情，想方设法阻止稿件与受众见面；问题被曝光后，不思整改，却是对错误进行辩解、掩饰。“他们或许是事故发生地的行政首长，或许是分管事故发生行业的官员。事故一曝光，他们的政绩就要打折扣，乌纱帽也受到威胁。他们当然希望知道事故内情的人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让‘上面’知道，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然，实在无法躲避媒体的时候，也许技高一筹的人会经过严格筛选，布置某些媒体采访，使之按照他们的需要发出不真实的声音。这也是一种‘缺席’。这和媒体沉默一样，是肇事者和某些居心不正的官员所欢迎的。”[3](第1版) 从本质上来说， 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领导（包括媒体的主管部门）对揭露本地问题的抵制作法，是被监督者将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摆到了全局利益之上。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的特大矿井死难事故发生后， 当地政府和有关方面故意隐瞒事故，封锁消息。新华社记者在接到匿名举报后赶去采访，却发现南丹矿难被掩盖得严严实实。面对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在内地的各路新闻记者的采访，南丹有关方面竟沆瀣一气，对记者进行盯梢、跟踪、阻挠，致使媒体采访阻力重重。新闻媒体对这场灾难性事件从最初的介入到最终揭开黑幕，历经了曲折和艰难的报道历程。山西运城富源煤矿特大透水事故发生后，记者的采访调查也同样十分困难。 在这两件突发危机事件中，毫无疑问，当地的媒体比外地的新闻媒体更早地知道事件的发生，但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却做得明显不够。从根源上来说，本地媒体往往不敢对本地的阴暗进行曝光，怕遭打击报复。对他们来说，本地的负面事件要想成为负面新闻，虽然只有一步之遥，但要实现其间的跨越却比外地媒体更加艰难。本地新闻媒体搞舆论监督受阻拦、遭打击，必将影响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步伐和监督力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让外地媒体介入，实行异地监督有其必要性：通过异地监督，可以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有效抵制，将各种焦点问题反映出来，及时反映出那些新问题、新矛盾，容易从一开始就使可能激化的矛盾得到缓解和释放，促进问题的解决；媒介也容易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引导社会形成着眼于全局和长远利益的价值观。在新闻实践中我们也可发现，除上述两件异地监督的典型事件外，近年来很多有影响的、重要的舆论监督事件都是由异地媒体率先报道的，从而激起人们的公愤与批评，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引起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士的注意并采取行动，促进事件的解决和错误行为的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