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064(2006)04-0037-04 究竟是什么成就了知识在课堂教学中的合法性地位？究竟是什么在维持以知识为核心的课堂交往？究竟是什么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规限着学生的知识建构过程和主体建构过程？又是什么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妨碍着学生的创造个性？一致的答案便是：权力。当代著名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所处的位置有何不同，都处在一个由现实规则所构成的权力系统之中。人总是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规范和惩罚的运作手段而已。按照他的观点，现代学校乃至课堂只是整个社会管制工程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监狱群岛”之中的一个小岛。实际上，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存在，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以及各种微观权力的衍生与扩散，课堂中形成了一个受到各种权力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场域。身处其中，学生注定摆脱不了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那些权力以学生的身体为作用点，伴随一整套细致入微的策略、手段和技术，不断地对学生强加压力、限制和义务。借助当代知识/权力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到课堂场域中的权力运作事实，从中一窥学生在课堂场域中的生存境况。 一、从学生的身体开始 或许我们会认为，课堂场域中的权力运作并不关注学生身体的现实状况，而是着眼于学生的灵魂和思想。但是，“事实上，没有比权力的实施更加物质的、生理的和肉体的了。”[2] 在现代制度化课堂教学中，学生的身体再次以新的形式成为权力所获取的可靠支点。在这里，权力加诸身体的是一种新的方程式：顺从—有用。一方面，它比意识形态的控制来得更直接、更具物质性；另一方面，它又比武力来得更温和、更精神化。[3] 它规定了学生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身体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一定的规范和要求。这样，权力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顺从—有用”的肉体。它既增强了学生身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一方面，它把学生的体能变成了一种“才能”、“能力”，并竭力增强它；另一方面，它颠倒了体能的生产过程，把后者变成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这样一来，权力就强制性地在学生的身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在支配的范围方面，权力不是把学生身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从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智能等不同方面对身体施加微妙的强制。用福柯的话说，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4] 在支配的对象方面，权力支配的不是外显的人体语言或符号，而是学生身体内部的力量和运动效能，最基本的权力仪式就是“训练”。在支配的模式方面，权力不再是对学生身体活动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监督，而是通过严密的空间分配、时间划分、活动筹划和力量编排等技术对身体活动的整个过程实行不间断、持续的控制，从而强加给学生身体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 二、以知识为基础 任何权力的运作必须建立在相关的知识体系或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都离不开对知识的汲取、占有、分配和保留。假如没有对知识的摘要、占用、分配或保留，权力的运作就无法发挥作用。[1] 特别的是，课堂教学天然的是一种以知识为核心的，旨在促进学生知识增长和智慧生成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其中的各种权力主体、权力形式、权力行为、权力关系乃至整个权力系统的实际运作都是以知识为基础得以形成或实现的。否则，课堂场域中的权力运作不仅会失去其存在的认识论基础和合法性地位，同时还将失去其存在的教育学意义。 其一，任何权力运作的必要前提是将权力客体变为可以认识的对象。没有对权力客体在知识、能力、秉性、角色和地位等方面的全面认识，权力运作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权力效应，而知识或认识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将为权力运作提供这种条件。其二，知识帮助权力运作建立起某种自明性，使学生容易接受权力运作的状态，并将这种状态视为理所当然。这正是权力在现代制度化课堂教学中得以顺利运作的一个基础，也是课堂场域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不是权力的障碍，相反，知识是权力的工具，权力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其三，知识是课堂场域中权力分配的主要机制。人类曾先后根据暴力、财富和知识三个标准进行权力分配，但在课堂场域中，权力按知识配置则是其基本法则。教师因为掌握了更多的教育知识，相应地也拥有更大的课堂管理权和教学决策权，而学生因为在知识总量上的不足则相应地拥有更小的权限，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教师对不同学生的权力分配上面。最后，进入课堂教学活动中心的课程知识，既不是知识的产物，也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国家权力与知识结盟的结果。知识经过国家权力的筛选和认可，不仅构成了课堂教学中的“法定知识”，而且还形成了国家权力与课程知识的统治联盟，并在课程知识的实际运作中具体化为教师权力与课程知识的结盟，并会以其内蕴于其中的支配力量形成对学生的持续的控制，从而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监管着学生的知识建构过程和主体建构过程。 三、以话语为媒介 在课堂场域中，权力运作主要依靠话语作用于学生的身体。首先，话语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实践方式，控制了话语，就等于控制住了课堂教学实践的基础部分。因此，不管是国家权势话语直接介入，还是国家权力授予学科教学专家和教师以话语权；不管是掌握权力，还是施展权力，这里的关键都是首先控制话语。这样，话语不仅是权力运作的表现，也是权力运作的工具，同时还是权力运作的关键。其次，一旦控制了话语，权力就会在课堂教学的话语实践中大行其道。它标明说话者的地位、身份和作用，规定着由什么人说话、以什么方式说话、说什么话、怎样说话；它区分语言的合法性和非法性，总是维护在课堂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能熟练使用某种语言的管理者、专家、教师的合法地位；它鉴别语言的适切性，某种语言是否具有适切性，不是看这种语言是否符合语法规则，而是看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是否被授权或他具有某种权威。再次，话语对权力如此重要，还因为话语本身就决定了说话者的主体状况和权力地位。从微观上，话语表明的似乎只是说话者与听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但是，说话者，包括教师和学生，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角色，凭借什么权利进行说话，如教师身份之中就包含着知识和能力的合法条件；说话者处于什么样的机制场所，如教师只有在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这样的场所才具有合法的依据；说话者相对于听者可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如教师对学生就可以成为提问的主体、观察的主体、描述的主体、评价的主体，等等，实质上都表明了课堂场域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他们可以获得的资本和话语权力。最后，话语是课堂场域中权力运作的公开载体和主要媒介。权力运作常常搭载课堂话语对学生实施控制，课堂话语也总是受到权力的控制。但是，课堂话语并不只是权力的释放方式和运作工具。课堂话语一旦由权力产生出来，并获得某种合法地位，它就会与权力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相互增殖，从而结成一种稳固的同谋关系。这样，说者(主要是教师)和听者(主要是学生)才得以被话语放置在不同的位置，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也才由此形成。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教师为何能控制住课堂话语的主动权，而学生为何始终只拥有有限的课堂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