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5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6)09-047-05 在世界上工业化较早的一些国家，教师组织已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成为公共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结盟力量。教师组织的社会活动促进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教育发展，“很多国家逐渐认可了教师拥有参与劳工运动、寻求集体协商、申诉甚至是罢工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工会在政治上变得强大起来，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影响着政府的政策。”[1]美国的政治学家在对各州的利益集团进行研究时发现，教师协会或教师工会的政治影响力名列各利益集团的首位，超过了商业组织，甚至是律师和医生组织。[2]根据这些研究发现，我们可以谨慎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师组织是西方发达国家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力图通过对美、英、日三国教师组织的比较研究，探析教师组织的目标诉求与运作策略。 一、教师组织的目标诉求 从发生史来看，教师组织在19世纪末期首先出现在几个早期工业化国家。如美国1857年成立了全国教师协会，这是今天影响巨大的全国教育协会的前身；英国在1870年也成立了全国小学教师联合会，该组织在1889年为吸纳中学教师参与而更名为全国教师联合会；澳大利亚也于1875年成立了南澳大利亚公立学校教师联合会；此外，希腊于1872年，新西兰于1883年，加拿大于1890年相继成立了教师组织。此后，教师结盟主义在20世纪初期传遍了欧洲大地。[3]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教师结盟运动，在体现出文化差异性的同时也带有相同的历史境遇所赋予的共性。有研究者对五大洲14个国家的教师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教师拥有相同的不体面的境遇：微薄的薪资，居于各地区最低收入者之列……有限的晋升机会和低微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国家，教师的收入甚至低于铁路工人、发电工人和邮递员。[4]低微的薪资收入折射出低下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因此，早期教师组织的出现主要与改善薪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以及提高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有关。在一定意义上，教师组织的出现是教师专业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高潮，为教师结盟提供了榜样和力量源泉。有些教师组织在成立时就加入了劳工团体，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获得了劳工组织在运作策略上的具体指导。 教师结盟运动的文化差异性体现在具体教师组织成立初衷的差异。在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教师组织的出现是为了挑战公立教育制度中官僚化的单边决策模式，从而维护教师的决策参与权和专业地位。而在一些集权主义的国家，教师组织则成为表达自由民主要求的先锋，体现了教师对公共利益的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基于不同初衷成立的教师组织，在发展历程中不断扩大其组织目标。时至今日，各国教师组织在目标诉求上体现出综合性的特点。这种综合性既是吸引不同诉求的会员的需要，也是教师组织能在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不断调整的结果。美国、英国和日本教师组织的目标诉求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即使在同一国家教师组织也呈现出构成上的多样性。教师往往基于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追求参与不同的教师组织。美国最主要的教师组织是全国教育协会和全国教师联合会，前者往往被看作专业主义教师组织的代表，后者则更多的被贴上劳工主义教师组织的标签。全国教育协会的组织目标更强调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和权益的维护，教育和社会的整体改善；而美国教师联合会则强调教师权益的维护和对不平等待遇的对抗。两者组织目标的差异是其秉持不同发展路线的追求所致。全国教育协会一直标榜自己是专业组织，故而强调专业自主等目标，并以专业人员的姿态关注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美国教师联盟成立之初就加入了美国劳工组织，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的教师工会组织，故而其在组织目标上体现出了注重雇佣条件的特点。 与美国两个教师组织的目标比较，英国全国教师联合会的组织目标主要强调教师专业自身的自主、权益维护、薪资待遇和政策参与。其组织目标没有涉及学生福利，也没有顾及教师作为普通公民的权益维护和促进社会的民主与正义。但是，在以后的运作过程中，英国全国教师联合会也非常关注教育的整体改善。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中等教育综合化改革和国家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全国教师联合会都有积极主动的反应。由此可见，实质上，英国全国教师联合会并非一个拘囿于自身利益而不顾教育改善和学生福利的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教师联合会与教育行政部门处于良好合作伙伴关系时期，就体现了信赖、咨询与交流的专业特点。 日本教职员组合是二战后追求和平与民主潮流的产物。它在1947年成立时即提出了体现这一主题的组织目标，坚持体现和平、自由和民主精神的教育，反对自民党推行的中央集权化的教育改革导向。其追求的目标可概况为以下二方面：建立“民主”的教育，提高教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为建立爱好和平与自由的“民主”国家而努力。[5]关于何谓“民主”的教育，日本教职员组合的总秘书长曾做过这样的界定：“人民的教育和为了人民的教育，是不受任何现任政府或任何偶尔占有政府的某个政党所控制的教育，民主的教育是由人民而不是由官僚所控制的教育。”[6]该组织的其他发言人也都反复强调过民主的教育是为人民所享有和控制，不沦为政府实施统治的工具的教育。这是具有职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的教师对战前军国主义教育所做出的强烈反应。尽管日本教职员组合的左翼立场和激进色彩使它很难直接进入决策层，但是作为右倾教育政策的批评者，它通过许多途径发挥了制衡国家主义教育政策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