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06)08-0046-04 德育，在当前的教育话语体系中虽然总是处于“核心”、“首位”等优势地位，但反思既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其进展和成效与所获得的“尊重”和“盛名”却不相符。一方面很难真正寻求到属于德育本身的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德育的一些理论研究往往只可见“原理”、“原则”之类的堂皇之语，“加强”、“突出”之类的苍白之词，“功能”、“意义”之类的嚼蜡之论；另一方面德育实效性往往也差强人意，在“诸育之首”虚名重压下，德育活动虽然总是能得到特别关注，但事实上却是被冷落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对其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于是，德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存状态是一个被高高支起却又空无一物的“庙堂”，是一种被束缚了的“诸育之首”。这种被束缚的状态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形式上；不仅表现在理论认识上，而且表现在实践操作上；不仅表现在外在束缚上，而且表现在自我束缚上。被束缚了的德育，既难居“诸育之首”之位，也难承“育人铸魂”之重，而问题凸显之时往往又成为诟病之处。 德育居“首”但不居“重”，更不显“效”，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德育未能找到真正属于其自身的“实施方式”，因而难以真正地“实现自身”。要改变德育“重”而不“重”的生存状态，必须从“德育应该如何实施”这一根本问题上寻求突破口。 一、囿于“围墙”的德育：德育即学校德育 如果说对于“什么是德育”的界定现在已有了比较统一、合理的认识的话（德育就是道德教育），那么对于“德育应该如何实施”却一直难以真正找到属于德育本身的解答和创新。对这个现状进行反思，首要一点要源于我们对“什么是德育”的认识过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什么是德育”的认识比较笼统，往往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混为一谈，而这两者的实施方式却有本质的差别，如前者往往以说教、灌输甚至是行政命令等刚性、单向性的手段为主，而这些实施方式用之于道德教育，实践证明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因而当“对什么是德育”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之后，当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有了比较明晰的区分之后，属于德育本身的实施方式却没有得到及时的相应程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迟滞性”直接成为当前德育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诸多弊端存在的深层根源。 德育研究的这种“迟滞性”应该归责于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为方便“理论研究”，既往的一些研究常采取“狭义探讨”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范式的潜在预设就是将教育（学校教育）的外部环境假定为一个不变的常量，从而在一种类似于实验控制的环境下研究教育，如教育通常指学校教育，学校教育通常指智育等。这样的“惯性逻辑”得到潜移默化的认可与转移，德育也由此而陷入一种“狭义探讨”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许多的德育研究往往是“滔滔不绝”，但结果却什么也没“说”，实际上与德育囿于学校“围墙”之内的束缚有紧密联系。 回溯我国的教育发展史，虽然比较早地将教育分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后划分为德、智、体“三育”），但各育在实施方式上到底存在怎样的本质差异，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解释和区分。又由于存在以上研究范式的缺陷以及由这些缺陷所带来的“束缚”，传统德育往往是在学校“围墙”之内以进行智育的方式来进行德育的。如将德育变成学校一“位”之事、将德育变成“墙”内之事、将德育变成单向授受之事；而学校则将德育变为课程授之、将德育编成试卷考之、将德育化为分数量之。正因为没有明确地关注到德育活动实施本身的特殊性，以一种“泛智育化”的方式来进行德育，所以许多德育探讨一再徘徊于“美德可教否”这样的理论陷阱之中就见怪不怪了。 这个时期的德育观是“一位一体”，德育活动只在学校教育框架中进行，德育活动的实现方式往往只简单移植和借鉴“他育”的经验。因为只有学校“一位”，家庭和社区都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只有学校单方的力量，只有学校“一体”。 二、困在“围墙”的德育：为什么要走出去 很显然，学校教育并不是德育的上位概念，德育的上位概念是教育，而学校教育也只是教育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将德育局限在学校教育的范畴内，显而易见犯了一个常识性的理论错误，但许多的德育研究与德育实践却视之为当然，这不能不归责于研究范式存在弊端所带来的“影响力”。 准确地说，惊醒梦中人的不是德育在理论上的认识，而是在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道德滑坡、德育失败的现象。“5+2=0”、知道错但不知道做、知识才子道德瘸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上的“两面人”等这些道德之怪现象的频频出现，让囿于“围墙”之内的德育认识到自己的无奈直至暂时性的失语。于是，对德育实施方式进行反思，将触角延伸到“围墙”之外就是“自然而然”的思维走向了。 应该说，“三位一体”“大德育”的概念在当前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名词，但对于德育为什么要走出“围墙”，为什么要走向“三位一体”，却仍然缺乏一个基于德育本身的专业性阐释，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将直接影响到“德育能否真正走出去、德育能走出去多远”这些核心的后续问题。以当前在一些相关研究中提到的动因为例，比较典型的有两种观点：一是“实践需求论”；一是“政策驱动论”。“实践需求论”者列举并归纳了诸多学校德育失败的例子，据此推论学校德育失败是德育走出“围墙”的原因所在，但这一推论并没有真正回答德育为什么要走出“围墙”，因为学校德育失败并非德育走出“围墙”的充分原因；“政策驱动论”者则将8号文件 （即2004年2月26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作为德育走出“围墙”的动因所在，但在纯粹外部推动下的德育“能否真正走出去，能走出去多远”，却是一个不得不让人怀疑的问题。那么，德育走出“围墙”，有其属于自身的“本质性”动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