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

作者简介:
瞿葆奎,郑金洲,程亮,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瞿葆奎(1923—),男,汉族,江苏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郑金洲(1965—),男,汉族,河北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程亮(1979—),男,汉族,安徽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原文出处:
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教育学科在异域理论的“驱动”下,在其他学科的“挤压”下,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中艰难行进,努力挣脱依附的生存处境,谋求自主的发展空间。探寻中国教育学科走过的历史轨迹,有助于洞悉它们在新世纪的发展路向。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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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6)03-0003-09

      20世纪是中国教育学科艰难创生、曲折发展的世纪。伴随着中与西的文化激荡,传统与现代的思想交融,中国教育学科逐渐地从译介走向编著,从移植走向创生,从草创走向发展。教育学者们百年来以执着的精神、笃实的态度、开放的思维,成就了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世纪篇章。站在21世纪的门槛里,隔着时间的距离,回眸这段历程,不仅能窥视中国教育学科所沐浴的阳光,更能体味到她所历经的风雨。

      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学科史,不是两个“等价”的概念。在中国,教育思想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但是教育学科史迄今却不过短短百余年的历程,而启动这一历程的是以日本为媒介的“西学”引介。促动这些引介的直接动因,还是新办师范学堂的课程“急需”。当年,所谓“办理学堂,首重师范”,而“教育为师范学堂之主要学科”。中国教育学科的历史和师范院校的发展乃唇齿相依。之所以借道日本取法“西洋”,主要是因为中日地理毗邻、文化同源。清末张之洞就说:“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 一时间,清廷公派、民间私往日本的学生甚众,多攻读师范速成科。这些学生归国后,又有不少成为师范学堂的译员或教习,成为引介教育学科的主要先驱。他们以译书立说为要务,广揽教育学说,拓展国人视界,推进了教育学人的思想“启蒙”以及教育学科的学术“建制”。

      在中国教育学科史上,1901年是个值得珍视的时段。就在这年,罗振玉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王国维译介了第一本完整的教育学著作——立花铣三郎讲述的《教育学》。这本著作连载于《教育世界》第9~11号,被视为“教育学”在中国的始点。但在此前,还有两门教育学科分支的著作先行引入中国,即是:田中敬一编、周家树译的《学校管理法》(载《教育世界》第1~7号);三岛通良著、汪有龄译的《学校卫生学》(载《教育世界》第1~8号)。其后,《教育世界》又先后刊载了汤本武比古著、王国维译的《教授学》;原亮三郎编、沈弘译的《内外教育小史》。1902年,木场贞长著、陈毅译的《教育行政》付梓。中国教育学科的园地又添了“新蕊”。

      上述著作都是所谓“进口货”,说的是他域的教育,解的是他国的问题,终究不能替代国人自己的“言说”。在引进、积累之后,国人就尝试立足中国实际,兼蓄西方理论,自编相关教育学科的著作,从而迈出了国人自主“治理”教育学科的最初步伐。朱孔文编的《教授法通论》(时中学社,1903),王国维编的《教育学》(教育世界社,1905),蒋维乔著的《学校管理法》(1909),黄绍箕和柳诒徵著的《中国教育史》(1910)①,袁希洛编的《教育行政数日谈》(1912),俞庆恩著的《学校卫生讲义》(上海江苏教育会,1915)等等,都称得上是各自领域的“先行者”。与同期的译作相比,这些著作在“量”上相当有限,在“质”上尚显稚嫩,但也不乏融合本土经验的作品。这是一个“方长、方成”的时期。总体来说,清末民初的教育学科体系,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深受赫尔巴特及其学派(Herbart and Herbartians)的影响,同时也符合当时师范课程设置的要求。这意味着,“理论”的驱动和“实践”的需要,构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原初动力。

      随着社会政制的更替、教育情势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的留学生归国,杜威(J.Dewey)以及孟禄(P.Monroe)、麦考尔(W.A.McCall)等访华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风向标”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教育科学化”运动,冲击了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思辨教育学,初步建立了经验科学的教育学,即所谓“单数教育科学”(educational science)②。与此同时,教育学在与心理学、伦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认真说来,这里的“学科”是“科学”。下同)的双向渗透中,又衍生出一批交叉性或边缘性的教育学科分支,形成了所谓“复数教育科学”(educational sciences)概念③。这一概念意味着大量社会学科,还包括某些自然学科,应用于教育领域所形成的分支学科群。大抵在1920年代及稍后,这些分支先后在中国“登陆”,于是建立了现代教育学科的一定体系。与清末民初相比,这一时期译介尚盛,但已不及国人著述的规模,而且“登陆”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有些仍然走的是先译介后编著的路线,如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有些是先有国人编著,而后又引介西方的相关著述,如教育哲学、教育统计学等;还有些仅有国人的编著,似未见相关的引进,如教育伦理学、教育生物学等。可略列表举例(见下页)。

      1919—1949年国人早期译介和编著的部分教育学科著作④

      教育学科 早期的学科著作国人早期译介的学科著作国人早期编著的学科著作

      教育哲学 1904年,霍恩(H.H.Horne)著《教育哲 1924年,豪恩(霍恩)著、周 1923年,范寿康著《教育哲学大纲》

       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

      从政译述《教育哲学》 (中华学艺社)

       1897年,杜威著《教育伦理学》(Educa-

       tional Ethics:Syllabus of a Course of

      1932年,丘景尼编《教育伦理学》(世

      教育伦理学Six Lecture-Studies)、《构成教育基础的

      界)

       伦理原则》(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

       ing Education)

       1917年,史密斯(W.R.Smith)著《教育 1918—1919年,史密斯著、 1922年,陶孟和编《社会与教育》(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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