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06)06-0001-05 首先，由衷祝贺中国教育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对新产生的第六届理事会，对新会长、副会长表示衷心祝贺！对上届理事会的老同志表达敬意，同时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对他们表示感谢。 这几年教育学会做了很多工作。作为一个团结了这么多教育家、教育工作者的民间学术团体，不仅每年的学术年会和论坛组织得很好，提供了很多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而且还设立了实验区、实验校，开展科研规划课题工作。教育学会的科研活动都是与时俱进、面对现实的，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又通过各种形式、渠道，为国家制订“十一五”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希望教育学会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能够在这方面继续加强工作。 现在，全国注册的社会团体约有17万个。像中国教育学会这么大，分支机构这么多，会员这么多，管理工作这样繁重的并不多。但是，教育学会在社会上博得了良好的声誉，不仅没有给当地的政府、老师添什么麻烦，还形成一种助力，这样的社团是不多的。我相信第六届理事会一定会在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教育学会新一届理事会领导集体的规模相对扩充了，并且有很多相对年轻的同志加入，这样教育学会的活力会进一步增强。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育学会未来一定会作出更大成绩，团结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实施“十一五”规划，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由顾会长的报告，我联想到当前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的历史起点”这样一句话，它的内涵，它对世人、对学者、对各个领域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所赋予的责任，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在党中央的文件中，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讲话中，谈到某一个时刻在历史上的地位，在我的印象里并不多。而现在提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换句话说，当前我们所处的立足点、这个时刻，与历史上过去的若干年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对此，我至今还在思考和学习。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回答的，应该从经济、政治、国际环境以及社会进步的多重角度来认识。 既然说现在是新的历史起点，就意味着前一段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 从经济上看，我国的经济已具有一定实力，但总体经济规模并不算大，人均占有还很少。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0。到去年为止，我国人均GDP是1700美元，日本和我国的香港都是34000美元，台湾将近20000美元，欧洲国家一般都在25000～28000美元之间。但是，纵向地和我们自己比，和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示的时候比，我国的经济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过头看，这种惊人的进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靠着改革开放，靠着全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用辛勤劳动换来的。但是，我们争来的还只是“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中国是世界的加工车间”的称号，也就是说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基本靠的是承接西方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过时的技术和剩余的产品。这种承接是一个走到经济崩溃边缘的人口大国要想振作起来所必须走的一段路。但是，我们不能总这样走下去，因为发达国家的剩余资本、过时技术和剩余产品在我们这里落地，就要消耗我们的资源、毁坏我们的环境、攫取我们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在中美纺织品谈判的时候，薄熙来部长说过“我们两亿件衬衣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因为给发达国家加工衬衣，一件名牌衬衣出口后可以卖到一二百美元、一二百英镑，我们却只能挣一元人民币。照这样的路再走下去，我们不仅要走到发展的极限，而且我们的环境、资源都将被破坏，我国的东西部差距、城乡差别将无法缩小。为什么说会发展到极限呢？去年一年，浙江省生产了大约180亿双袜子，就算没有贸易摩擦，全世界60多亿人，一年能消耗掉多少？各位想想自己家的衣橱，如果三年之内什么都不买，也不会缺衣服穿，因为都过剩了。世界也是如此。英国社会学家做过一个统计：英国男人买来不穿的衣服是40％，女人大约是53％。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环境资源的破坏和过度消耗都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不用细说。 从政治上看，冷战后一系列的国际事件表明：国际上一直有些反华势力敌视中国，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在文化上加以渗透，这种渗透通过互联网和过剩产品这些“包着糖衣的炮弹”来进行，其目标是我们的孩子——从呀呀学语的儿童到少不更事的青年。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事业受到严峻的挑战。当前，不乏对社会风气，对城市青少年道德思想观念的惊叹。这种情况的造成不要怪家长，也不要怪老师，更不能笼统地归结为社会问题。要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有源头的，它不是秋天的落叶飘到河里自然地流过，而是由某些战略有意地输送过来的。 从社会层面说，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已基本实现，但他老人家还有第二个战略，就是让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地区支援那些没有发展起来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应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这种差距在几千年来，特别几百年历史形成的巨大差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和显性化。对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 我第一次下乡是1951年，当时只是14岁的少先队员。而现在的孩子们，包括一些中年人都难以想象旧社会农民之苦，甚至不能想象当时北平广大市民生活之苦是怎么造成的。解放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计划经济“一刀切”的方式下，城里人的生活差距受到控制，逐渐缩小，但这种缩小是以社会进步缓慢为代价的。当时的农村也是一样，所有社员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连家里的饭菜都一样。改革开放后，按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路，再加上媒体、交通等方式的改变，过去被人遗忘、隐伏的差距在一个新的水平上人人皆知，显性化了。之所以一部分人能够先富起来，除了国家大、人口多、大家不可能齐步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地域的问题。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港澳的产业内移自然会先到广州，它不可能把服装工厂一下子搬到青海去。后来，沿海14个城市和几个经济特区的开发，都是因为交通运输方便。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体积大，交通运输方便不方便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再这样发展下去，发展的速度不仅会放慢，而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问题。就像一块平板，在其内应力允许的范围内是可以弯曲的，但当弯曲到其内应力无法承受的时候，它就会断裂。钢板、木板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社会断裂，就是社会的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