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清光绪三十一年（约1905年），对中国而言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那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至少实施千年以上的科举制被废除了。以前对科举制颇有微辞的严复在废科举的第二年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① 的确，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 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维系作用。② 这样一种基本建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也产生了涉及各层面的广泛社会后果。③ 当时就有人指出：此举“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④ 本文仅就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乡疏离、乡村中士绅成分的转换等方面进行一些简略的探讨，较多注重那些反映趋势或倾向的现象。 一、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张之洞、袁世凯等疆臣其实也知道：“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他们不过以为，“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为了使士人不存“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放弃“观望”心态以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故不能不立停科举。⑤ 新学堂是否培养出“国家”所需的多士，确须从一二十年以上的长程进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论清廷本身的存废。而民间是否能如其所愿，因废科举而积极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也还可以推敲。当时即有乐观的预测，以为“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更因此后“出身皆在学堂之内”，故办学堂者和入学堂者皆“不患其不多”。⑥ 预测者陈冷（字景韩）后来成为著名报人，那时或尚有些“少不更事”，因为其所想像的“用于科举之费”实在是个很小的数目。中国传统政治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而教育体制也与此行政、税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全毋需高投入，政府支出的份额亦甚少。但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就远高于科举体制下以民间为主的读书系统，可能远超出当时中国社会习惯的负荷。废科举当年，《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便指出： 中国之民素贫，而其识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绝无仅有者，则以读书之值之廉也。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⑦ 此文所见中国传统教育投资甚低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稍后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也说：“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脩脯膏奖，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⑧ 正因耗费不多，所以才有“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的可能。且黄运藩指出了另一值得注意之处，即乡间书塾皆民间自办，并不倚靠官力。而新学堂就不同了，《中外日报》的文章说：“今一旦废科举而兴学校，其所学者必科学也。一器之费千万金，一师之俸数千金，此断非数家之力所能及（此从乡曲多数立论，非指少数之人与地也），不能不合一县之力成之。而今之县，稍有余力，均已尽于赔款，盖有欲兴一小学堂而不可得者。即兴一小学堂，而其力亦不足以养多人（所收学费不能不十倍于平时乡塾之费）。即以官力助之，今之官力亦能有几？”⑨ 过去操办地方塾馆（对应于官立或公立学堂的“私塾”是后起的称呼）多为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往往是创办者多出资，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脩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且还有宗族或地方的各类公田及“宾兴”等民间建制，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新式学堂较前花费大得多，特别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专职的管理人员，资金乃成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办学已成集体或官方之事，这一由私向公的转变可能减弱民间的积极性。 从光绪初年起长期在京师和地方为官的何刚德说：“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⑩ 他这里所说“合群力而为”的“私立”，恐怕更多是指晚清的“公立”学堂，非纯粹私立者。(11) 不论“官立”还是“公立”，都非读书人“自延师”，而是他人“代为之延师”，求学办学的主动性是有差别的。 山西五台县的马儒行后来也说：“往昔村塾，起于村中有士之热心倡导，及旁人之钦仰，全系自动的设立，而应乡间之须要……及晚清初办学堂，因系出自村人热心提倡，故亦富活泼精神；民初尚有生气，及后官府督责加紧，强迫亦力，初时固若进步；然戕贼活气，外力一退，从而衰颓不振。”盖“学校归村公办，成为照例的故事，与村人无亲切之意味”，导致“热心者亦怠于提倡，即提倡人亦疑畏不前”，终不能不日渐衰颓。(12) 这虽只是一个村的经验，但其关于办学动力内在和外在的区分，与何刚德所说的自延师和代为延师，可相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