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论述“教育计划”,首先要对这个概念进行定义时,重新意识到了它的极端的暧昧。虽已有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定义,[1] 但准确、切合实质的为数极少,反之极为广义地进行定义的话,它和“教育政策”这一词语在实质上的差异又会消失。是否可以认为,当教育政策具有或应该具有一定的意向性的时候,姑且可以称之为“教育计划”。并且这样的意向,不能脱离教育政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背景去理解。 围绕教育政策的环境,正迎来全球性的巨大转折。其一,是社会对教育要求的焦点,从学校教育的扩大,正逐渐向质的改革和“终身教育”转移。但更为基本的问题是,象在全世界出现的对私立学校的再评价动向所表明的那样,教育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正被重新探讨。[2] 并且,众所周知,不仅仅是教育,在政府的整个机能中都可看到这样的动向。以财政赤字为契机,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及限度这一理念上的问题被提起,对所谓“福利国家”的重新探讨,可以说成是最近讨论的特征。[3] 基于这样的观点,本论文以广泛的比较和历史性的视野,来把握政府的作用的长期性变化,对教育计划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进行讨论,并由此来研讨教育计划的新的课题。 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府的作用和教育计划的形成 政府支出的教育费在GNP中所占的比例,可作为直接显示教育中政府作用的历史性变化的指标,图1-1表示了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的这一变化。如图所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比率明显地呈上升倾向,这是三个国家的共同现象。那么这具体地是与怎样的教育政策的变化相对应着的呢? 附图
图1-1 公共行政的教育支出对GNP的比例(1915-1985)(注)1985年的数字中英国是1983年 出处:英国,到1975年为止的数据出自P.Flora,State,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1881-1975,Volume Ⅰ,pp.442,and 447.1980年和1983年出自Unesco Statical Yearbook 1986,Table4.1,p.564.美国,到1965年出自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pp.250,417.日本,到1965年为止出自《今後における学校教育の合的なのための基本的施策につぃて》453页;到1980年出自《地方教育の昭和56会年度》9页;1985年《我が国の文教施策、昭和63年度》510、511页。 在近代学校制度最早得到发展的英国,初等教育的普及,虽已经在19世纪末取得了进展,不过一般认为,直到1888年,初等学校在校生的三分之一是就学于私立学校的。此后公立学校由地方政府纷纷设立,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也扩大了,第一次大战后的1918年,费舍教育法成立,地方教育等教育支出的50%开始由国库补助。[4] 中等教育的就学数飞速扩大,也是这个时期的特征,第一次大战之后的10年之间,中等教育的就学者数增加了1.5倍,此后这个趋势也在持续。在1920年代,以教育机会均等为目标,进行了奖学金的立法,中等学校学费免除名额大幅度地扩大,1922年由托尼起草的劳动党的政策文件中,加进了著名的“让所有人接受中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普及化运动正式开始了。[5] 随着高等教育就学数的扩大,根据1919年设立的大学补助金(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确立了对高等教育的国库补助的体制,国库及地方政府的补助占英国大学收入总额的比例,到1930年增加了34%[6]。 在美国,由于建国的特殊性,初等教育与地域社区的联结很密切,同时在传统上强调教育的私事性的势力也很强。但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州政府的介入被强化,由于1930年的经济危机,依存于财产税的地方财政,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州政府的补助金在初等教育的财政中所起的作用增大。[7] 在中等教育阶段,以无偿为原则的公立高中,开始急剧地增加,从1910年到1928年的不到30年间,学者就扩大了近5倍。[8] M·特罗认为,从1910年到1940年,是作为完成教育的美国高中的兴盛期,在这一时期,中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转向了大众阶段。[9] 并且以振兴中等职业教育为目的,制定了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财政援助,1913年制定了史密斯·休士法。从1915年到1936年的约20年中,高等教育在校生增加了近三倍,而且由于州立大学的扩大,州立大学的就学者,到1940年大大超过了私立大学。[10] 与英国、美国相比,在经济上为后进国的日本,也通过明治以来的积极的教育政策,在20世纪初,确立和充实了近代教育制度,两次大战之间可以认为是新的“展开期”。[11] 虽然初等义务教育几乎一直在普及着,但其财政是委托市镇村及县来承担,即使到1910年,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征收学费的市镇村。但是到1918年,《市镇村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成立,开始对达到一定条件的市镇村进行定额的补助,1940年,《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成立,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员的工资一半由国家负担。[12] 并且根据地方交付税的改革等,在地方教育费中所占的国库补助的比率(包含地方交付税),从1900年的4%,扩大到1930年的24%、1940年的34%。[13] 从前面的图1-1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日本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占GNP比例的高度,它说明上述对策,以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的水准来看,是很大的负担。并且,初级中学的就学者,从1917年到1926年不到10年中达到两倍,同时各种实业中等教育机构也急剧地扩大了。[14] 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据1918年的大学令,私立大学被正式纳入大学制度中,1920年代国立学校等教育机构大幅度扩充,大学在校生从1918年到1936年之间约增加8倍,大学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比率,1920年为1.2%,到1935年增加到了2.55%。[15]